叶明照：敢立潮头唱大风

乘风

院桥公社夏粮丰收，农民敲锣打鼓向国家交售定购粮。 叶心源摄


在院桥粮站交售国家定购粮的老农乐呵呵地说：“土地承包给我们种，头一年就获得了丰收。” 叶心源摄


改革开放初期躬耕在“三农”一线的叶明照，是黄岩农村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人物名片

叶明照，笔名叶峰野，1934年1月5日出生于黄岩店头乡前王村。1950年参加工作，先后任黄岩院桥区委秘书、区委书记，黄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岩县委（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等。上世纪50年代，他开始在工作之余写新闻稿和内参，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等发表报道数百篇。在党史研究工作中，他参与编写黄岩《组织史》《党史大事记》和《党史专题》等，出版了多本党史专著。

黄岩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自1978年12月原院桥区店头公社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至1978年底，黄岩粮食总产量达到4.17亿公斤，平均亩产超“双纲”，达到816公斤，成为全国第一批、全省第一个粮食亩产超“双纲”的县。

改革开放给了奋斗者最好的舞台，叶明照是黄岩农村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

从两个文件说起

11月25日下午，烟雨蒙蒙。穿过黄岩司厅巷狭小的弄堂，爬上四层楼梯，记者叩开了叶明照的家门。

书房内，陈设十分简陋，一张书桌，几只柜子，还有一叠叠整齐排列的书籍和资料。在一把临窗的老藤椅上，叶明照一坐就是数十年。今年85岁高龄的他，仍笔耕不息。

“我正在参与编写第三卷黄岩党史，打算将它分为‘农村体制改革’‘柑橘包产到户’‘西部山区山林包山到户’和‘发展民营经济’四部分，这些资料早年就开始积累。发生的事太多了，我想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叶明照说。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桌上摆放的《折得东风第一枝》这篇文章：1986年10月23日，原中共浙江黄岩县委、黄岩县人民政府颁发县委〔1986〕69号文件，以通知的形式，将县委农村工作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和《关于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两个文件在全县颁发试行，并上报中共台州地委、行署。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以地方党委和政府名义发布的这两个文件，它使当时还处于一个僵化而且充满困惑世界的人们为之一振；它透着历史的体温，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这为当时因发展股份制企业而充满踟躇的黄岩，注入了空前的活力。

“在这两个文件的推动下，历经40年的发展，股份制企业、民营个体经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还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叶明照的回忆，逐渐清晰起来。

见证改革破冰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史。

1977年至1981年，叶明照在原院桥区任区委副书记、书记，躬耕在“三农”一线。那时的他坚信，中央提出的“联产到组”“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将使农民告别贫困落后的日子。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任院桥区委秘书时，听闻鉴湖公社有一户村民，把猪养在床底下。于是他让公社副书记陪同，赶去了解情况。就在这户人家，他看到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村民住的茅棚破烂不堪，床用木头支撑着，铺得高高的，而床底下竟然养着一头猪。

看到这一情景，叶明照的心揪得很紧，有种窒息的感觉。他让村干部赶紧安排土地，帮这户人家搭建猪圈……

“早年的店头公社，是远近闻名的三穷之地。穷思变，变则通，为了吃饱饭，社员们都希望有所改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原黄岩县委就抽调有宣讲能力的部委办局负责同志，分头下到各区乡宣讲全会精神。派到店头公社宣讲的是黄岩农委副主任杨明，他在宣讲的同时，还将《人民日报》刊登的四川省广汉县，一篇关于农村‘联产到组’生产责任制的报道，读给大家听。会后，上桥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崇透深受启发，他率先在生产队搞起‘联产到组’生产责任制。那时我顶着很大的压力，支持村民。”叶明照回忆。

然而，在当时的黄岩县委，却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按照省里的意见，不搞“联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另一种是按照中央精神，学习安徽省和四川省的经验，大力推行“联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

针对这种现象，黄岩县委专门派出11人，远赴广汉县等地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具体实施效果。据反馈情况看，搞“联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农民有饭吃、有钱赚，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979年，黄岩县委正式下发文件，决定以上桥大队所在的店头公社作为试点单位，在区域内实施“联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此举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第一年，店头公社粮食增产18万公斤，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4元。

“1980年，‘联产到组’的试点因意见不一被喊停。它停下后，第一年全县粮食一下子减产到2500万公斤，经济损失很大。1981年，黄岩县委重新实行‘联产到组’制度。当年早稻产量比1980年增加1212.5万公斤，增产7%，超历史最高水平。新生事物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但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全省的农村改革思路终于在1982年达成共识。”叶明照说，1982年底，在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省委对“三农”改革进行反思，在反复摸索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多措并举全面推广。

1983年初，黄岩全县9328个生产队，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的有9258个，占比99%以上。直到此时，黄岩农村改革才正式铺开，这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个体私营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记录时代前行

叶明照的一生，都与写作结伴而行。

早年，他曾到乌岩区、头陀区、院桥区工作，接触到很多基层事物，采写了一批鲜活的新闻报道。尤其是他在担任区委秘书时，用质朴的笔触，还原了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如鉴湖公社农户家没地方养猪，把猪养在床底下这事，被他写成文章，刊登于《华东通讯》。

“我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担任黄岩县委农业互助合作部文书，也曾下到各个区担任区委干部等职务。在工作之余，我爱上了新闻写作，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和《台州大众》等发表上百篇文章。作为一名区委秘书，要时时反映基层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求，熟练掌握并反映区域的民生工作。以后在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时，我还参与编写黄岩《组织史》《党史大事记》和《党史专题》，出版过多本党史专集。”叶明照说。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党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都在抓“以粮为纲”的生产方针。平田人民公社天灯洋生产大队，原是种单季稻的，他们大胆试验，改种双季稻，一举获胜。

1964年，全大队种了早稻330多亩，共增产早稻粮食4万多公斤。叶明照欣然去该大队采访，回来后写了系列报道共八篇。1964年8月5日，该报道刊登在《浙江日报》第二版，并被评为一级红旗稿，还获得奖金30元，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除了写新闻稿之外，叶明照还在《华东通讯》和《浙江内参》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时至今日，叶明照仍然清晰地记得，早年每次动笔写文章，经常要写到半夜，有时还要到凌晨。写着写着总要肚子饿，所以有几样东西是他家常备的，如奶粉、红糖和糕饼。因为喜欢写作，即使每次采访要步行几十里路，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十多年前，叶明照健康状况不理想，被诊断为患有肠道肿瘤。他接受了一次大手术。所幸，得妻子精心调养和不断鼓励，大病后的他，继续开始写作。

之后，他的专著《峰野文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退休后出的第一本书，收有文章55篇，共60多万字，其内包含政治理论、地方党史、民营经济文章和新闻报道、散文游记等。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冲开藩篱、打破僵化的思想解放史。我认为这40年，是黄岩城乡经济发展最快的40年。”叶明照说。

来源：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