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 王舟瑶不平凡的人生画卷

黄岩百晓

晚清民国，东海之滨的黄岩经过百余年积淀，又一次迎来了文教的振兴与繁荣。有那么一批读书人萃聚九峰，精研学术，致力于恢复海滨邹鲁的荣光，成为引领近代台州文教的重要学术团队，为黄岩乃至台州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近代教育家、著名学者王舟瑶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王舟瑶学识渊博、思维严谨、情感丰富，关怀家国兴亡，关心民间疾苦，关注乡梓事业，在近代教育领域、经史研究及乡邦文献搜集与整理等方面成就突出。那么，在近代社会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王舟瑶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呢？笔者试着从他的家世背景、求学经历、教育生涯、学术实践等方面加以探讨，以还原其简单但不普通，低调但不平凡的人生画卷。

一、家庭熏陶与早岁启蒙

1、家庭熏陶

清咸丰八年（1858），王舟瑶生于黄岩小南门天长街旧居。出琅琊王氏，为东晋政治家王导之后。北宋时王昌元来台州任职，便在此定居了下来。其子王珏，天圣二年（1024）进士，至屯田郎中，由临海黄甲巷迁居黄岩西桥（今桥上街），世称西桥王氏。西桥王氏为耕读世家，皆与诗书为伴，修身齐家以服务社会、造福乡里为职志。西桥王氏历代所积累的家族传统与文化基因，自然也植种到了王舟瑶身上，深刻影响了王舟瑶的人生志趣与价值取向。

曾祖父王克俊，字景生，别字耕云，候选县丞。他热心乡梓，堪为道德楷模，他志趣高远，不慕荣达，晚年常隐居五峙山，焚香展卷，悠然自得，颇具高士之风。其德行志趣为乡里所称道，甚至在王舟瑶入塾读书时，还常能听到长辈如此赞许：“此王君之曾孙，它日必能读书昌大其家也。”这对幼小的王舟瑶而言，在心灵上该有多大的激励呢？

祖父王华，字晓钟，别字歗山，候选从九品。年轻时仰慕任侠好义之士，为人侠肝义胆，遇有不平事，总会愤然而鸣。他乐善好施，不大料理生计，到晚年亦是如此，导致王家日渐穷困与没落。窘迫家境，意味着王舟瑶读书求学之路变得坎坷曲折，甚至有着失学的风险。而恰恰又是祖父坚持让王舟瑶上学，有人曾劝王华让王舟瑶放弃学业，改学经商，他痛哭以对，宁愿饿死也不让自己的孙子失学。王华对孙子的学业非常关心。每天早上送孙子到私塾，待其坐定发出朗朗书声后方才离开。傍晚孙子放学回家，又会细致检查与辅导其学业，数年不辍。对此王舟瑶感念至深，专门请人绘制《对酒课孙图》。祖父的言传身教及殷切期待，坚定了王舟瑶求学的信念与决心。

耕读世家，乐善好施，正直好义，安贫乐道，勤劳自立，如此淳厚的家风，为王舟瑶早年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也培育出了王舟瑶勤奋刻苦、正直乐善、情感丰富、温文尔雅的精神品质。

2、早岁启蒙

在黄岩图书馆《浙江戊子科优贡卷》《浙江乡试硃卷》中还辑录了王舟瑶的受业师、问业师与受知师，就其学业而言受业师最为重要，受业师即追随其身边、教授学业，朝夕相伴的老师。王舟瑶的受业师有罗锦云（字宾秋）、蔡钦彬（字子质）、李士荦（字卓群）、王乐胥（字笠舟）、陈岱岳（字哲生）、夏榦楹（字子香）、周耿光（字梧生）、汪鸣皋（字洛雅）、张濬（字子远）、王棻（字子庄）、俞樾（号曲园）等。这些受业师中，有许多是王舟瑶青少年时期的启蒙老师。

罗锦云（字宾秋）是王舟瑶9岁上学时的第一位启蒙老师。12岁时，王舟瑶附学于王葆初家，又受教于王乐胥（字笠舟），县诸生，有学行，擅诗词，王乐胥对王舟瑶的诗文大为赞赏，称其为：“此吾家千里驹也。”

此后数年，王舟瑶先后受教陈岱岳、夏子香、周耿光等先生，学业稍有长进。但由于这些老师多为秀才，学术水平不高，无法在学术与思想上给予太多的指引与帮助。16岁时，王舟瑶在文昌祠就学于陈岱岳，由于同学较年长，专以科考为业，除了准备每月科考文章之外便无所学，风气浮躁嚣张，文体平庸泛滥，王舟瑶也不免沾染了此种士气。王舟瑶在《年谱》在此一段记载：“同学十余人，年皆长，专习举子业，每月除会文外无所谓学，其时士习浮嚣，文体亦庸滥，居士处此不无沾染，其后深悔此数年之失学。”从中可见，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巨大。王舟瑶此后几年醉心于词章之学，或许与这一段学习经历有着一定的关联。

二、初习词章到经学义理

1、初习词章

光绪元年（1875），由于祖父去世后，家境更加困难，为了补贴家用，18岁的王舟瑶开始在家设馆授徒，开始了一边读书，一边教书的漫长生涯。

这一年，王舟瑶开始研究词章之学。词章之学，即文章之学，为中国传统学术之一，是专门研究诗文的学问。王舟瑶在诗文方面有着很高的天赋，很快展现出了自已的才华。20岁在清献书院就读时，黄岩教谕、清献书院院长汪鸣皋便对王舟瑶的诗文大加赞赏。21岁就读九峰书院，在这里博览群书，词章水平大进，所作词赋获得了院长王咏霓很高的评价，王维翰、王彦威等长辈老师，也是赞不绝口。正是在这方面有着不错的成绩，并被师长们普遍认可与赞许，王舟瑶自已也颇为自负。

从传世诗歌文赋来看，王舟瑶文采灿然，情感真挚，思想深邃，富有哲思，堪为辞章大家，当卓然而立于晚近台州文坛。

2、转研经学

（1）读书九峰

从光绪四年（1878）21岁至光绪十一年（1885）28岁，王舟瑶读书求学生涯主要是在九峰书院度过的。这是王舟瑶人生中最为怀念的一段时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段学习生涯，王舟瑶扎实的学术根基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入九峰书院的第二年，王舟瑶的求学宗旨与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由研究词章之学转向汉宋诸儒之学。促使王舟瑶转变的契机是听了对经学（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造诣颇深的张濬讲课之后，对说文、尔雅及诸经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王舟瑶又读到了《陆清献遗书》，触发其对以往所学进行深入反思，由是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并焚毁《惆怅集》，以自焚前作艳体诗表明与“词章”的决裂，同时也是向经学训诂表白，一意遁入其中。

当时的九峰书院萃聚了一批学识渊博、学行深厚并致力于振兴台州文教的名儒良师，如上文提及的王咏霓、张濬、王维翰、王彦威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棻。为了实现“要使滨海变邹鲁”的宏愿，一意发明学术、表彰先贤、启迪后进，经过不懈努力，终成规模，蔚然成风。正是由于这些师长的引领，奠定了青年王舟瑶明确治学方向，同时也为其学术实践提供了雄厚的基础。而王舟瑶与他们交往频繁，“从先生（张子远）暨二王先生游最乐，而先生及柔桥先生亲炙尤久，时时从两家借书读，遇疑义则抠衣质正，裨益良多”。

九峰书院还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如喻长霖、黄方庆、江青、陈瑞畴等，也成为了王舟瑶的至交好友、学习伙伴。他们彼此促进，互相砥砺，发愤苦读，群证得失，乐此不疲。1894年王舟瑶主讲九峰书院之时，专门请著名书画家蒲华绘制《九峰读书图》而所作之记，详细记述了与同窗好友在九峰书院读书时的场景，情真意切，怀念之情跃然纸上，也充分说明了这段读书生涯在王舟瑶生命中的分量。

（2）诂经求学

光绪十二年（1886），由于学业优异，王舟瑶被浙江学政瞿鸿禨调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掌教为国学大师俞樾，台州籍同学有三门章梫（字一山）及同县黄方庆（字瑴成）、孙泂（字漱泉）、管世骏（字德舆）、王一谔（字方士）、郏颂平（字仲雅）等人。俞樾学识渊博，经学造诣精深，治学理念新颖，在其影响下，精舍不主张死读书，而是重于自主探究，先由老师布置书目和课题，学生自己进行研究撰写文章，在一定的期限里交卷，然后老师再解答问题，锻炼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俞樾的诸子学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字句疏解，让人们能够阅读这类古籍，印证儒家经义。

在这里王舟瑶开拓了眼界，积聚了人脉，当然更重要的是学问得到了精进。其著述“盛为俞先生所称赏”，即得到了俞樾先生高度赞扬，并与之结下深厚师生情谊。

3、寝馈义理

光绪十五年（1889）之后一段时期，王舟瑶的学术兴趣由“训诂”（汉代经学）转向“义理”（宋代理学）。王舟瑶对“义理”的兴趣，除了王棻诸先生的启蒙与熏陶外，光绪十七年（1891），应福建学政沈源深之聘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沈源深官居高位，但不以位高而卑下，“造次须臾，无时不敬心，歉然不自足，凡有文字及所疑事必来商榷，心虚貌恭，若弟子然”。王舟瑶家本贫苦，沈又以多金赠之，二者交游至为密切。沈源深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有意创建闽学书院讲求义理之学，遂请王舟瑶作“训士之文”刊示诸生，王作《劝学浅语》以示“立身行己之道，读书作文之法”。

不过，《劝学浅语》刚刚脱稿，王舟瑶还未及施展报负，沈源深就因病逝世。当然，经过汉代经学与宋代理学淬炼的王舟瑶，学术根基日渐雄厚，声望也水涨船高。在光绪二十年（1894），王舟瑶又一次会试落榜后，回到黄岩担任九峰书院主讲，现藏于临海博物馆的海派名家蒲华《九峰读书图》，便是这一年受王舟瑶之邀所绘。此后数年，除光绪二十一年（1895）应江苏学政龙湛霖之聘外，皆在台州掌教黄岩九峰、临海东湖、路桥文达等书院，兼修台州府志，成为清末书院时代台州文化教育上的领军人物。

三、效法汉宋到经史图强

近世中国，积贫积弱，不断遭遇外来列强入侵，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不断锤击着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与心灵，在屈辱、排斥与不甘中，西学东渐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强大的潮流。王舟瑶当此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机，虽然在传统学术的教育与熏陶下成长起来，且经学与理学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但身逢衰世的他，关心时事，对家国兴亡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其由最初对西学的抵触中迅速调整过来，并汲取传统经世致用的思想，用以调和中西，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教育观念，变法图强，以实现国家振兴。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教育实践的中下层士大夫，王舟瑶“图强”的途径便是以教育培育新式人才，以实现强国之梦。由此王舟瑶开始了举办近代新式教育，探索教育强国之路的历程。

1、制定台州最早学堂章程

受维新思想影响，王舟瑶认为是由于科举、捐纳等取士之法的混乱无效导致中国政治的败坏，从而主张以学校取代科举，通过学校养成人才，并认为这是“根本中之根本，故欲变法必从此始”。在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府县建立学堂，台州知府张琳与王舟瑶商量对策，于是王舟瑶提议议改临海东湖、正学两书院为府学堂，三台书院为师范学堂，黄岩清献书院为县学堂，并亲自手定章程，其中黄岩清献书院改制为清献中学堂。由此，台州教育开启了新篇章，进入了现代中学时代。

2、南洋公学特班监督

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舟瑶应上海南洋公学之聘，担任南洋公学特班监督。特班，全称经济特科班，是盛宣怀、沈曾植、张元济等人为从速育人以应国家急需，在清政府施行新政、开特科的催动下设立的。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旨在为了尽快培养出有志西学的“桢干大才”。蔡元培《忆三十六年前南洋公学》载：特班“特设教员二人以管理之，其一任监督，初聘江西赵君从蕃任之，赵君辞职后聘黄岩王君舟瑶继任。其一任指导，由我任之。

经过严格的选拔，“特班被录取的学生共42人”,具体人数在开办过程中略有增减。其中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王世征、贝寿同、项骧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界巨子或大家。

王舟瑶在上海南洋公学仅待了几个月，但上海是中国最繁华最开放的地方，是新思想最先传播的土壤。王舟瑶受益于此，得以大量阅读西学书籍，知识结构也有了重大改变。迅速接纳进化论学说并以此释读社会现象成为思想转变的佐证。这也为王舟瑶任职京师大学堂并担任两广师范堂监督奠定了坚实认识基础与思想方法。

（3）京师大学堂经史教授

1902年，清政府重新开办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同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成立。10月，王舟瑶应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离开上海南洋公学，来到北京。11月大学堂开学后，王舟瑶担任师范馆经学科、仕学馆历史科教授，有学生三百余人。后来，又开经济特科班，刑部侍郎沈家本、两广总督岑春煊又都推荐了王舟瑶。

王舟瑶在京师大学堂任经史教习期间，在教学和学术上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舟瑶国学根底深厚，一方面躬自讲述，一方面著书立说，赢得了师生的尊敬。不但如此，他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注重讨论式，养成师生之间“互相讨论、坐而论道”的风气。他对待学生象对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备至，“没有一样不亲切诚恳指导”。

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办后，在教材的选择方面，除西学方面统一采用编译局教本外，其他学科，尤其经史学科，要求教习自编讲义。故此，各科教习自编了不少讲义。王舟瑶撰写了《经学讲义》与《中国通史讲义》。这两本著作具有开创性，除了学术上突出价值外，还反映了其先进的教育理念，有些仍然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4）两广师范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调王舟瑶到广东协助其开办新式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王舟瑶来到广东，就职于两广学务处。由此开启了王舟瑶在广东近十年的办学生涯。

1904年5月，学务处在贡院内开办两广速成师范学堂，又开办练习所，以培养教育管理人才。第二年春，师范学堂扩大规模，合并练习所用地，续办两广师范简易科。1906年，学校在原有简易科师范基础上，添招优级师范选科学生。1908年，新校落成，正式成立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作为监督，为了办好师范学堂，王舟瑶可谓克尽心力，不遗余力聘请优秀教师，促使学校师资力量不断提升，从而为师范学堂开办及升级发展奠定基础。王舟瑶不断完善课程，置办教育教学设施，新校舍的落成自然也少不了王舟瑶筹备与努力。他还精心制定了《两广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章程为共十一章，对学科及修业年限；学科程度及课程；教室、实验室及公共设施应用规则；教职员工需遵循的权利与职责等进行详细的设置与规定。总之，经过王舟瑶等人的努力，学校发展成为两广地区名副其实的现代高等师范学堂。学校由初创到辛亥革命爆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培育了大批中小学教育管理与教学人才，直接推动了两广地区文教的发展与进步，使大批青年接受了新式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在辛亥革命及此后历次革命运动中，广东无一例外走在前列，甚至成为革命势力的根据地，皆有赖于广东发达的新式教育。其学生谭平山（原名谭鸣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领导人之一）便是其中代表人物。

四、中体西用到遗老逸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大厦随之倾覆，历时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被废除。在朝代鼎革之际，各种新旧势力以及观念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交相激荡，各自站队。顺应时势者选择与皇权决裂，拥抱共和；而不随大潮者，则选择支持皇权，继续忠清，成为遗民。

王舟瑶选择了后者，其人生际遇由此发生重大的转折与改变。据《年谱》载:“（九月）十九日，广州失守，革命军既入广州，其都督某请咨议局议长邱逢甲留居士为教育司长，严拒之，复请仍为师范校长亦辞之，遂于二十二日束装行，十月抵家，其时浙江皆已不守，不胜城郭人民之感。”王舟瑶坚决辞掉了新政权教育司长及师范校长职位之聘，回乡筑“后凋草堂”，题堂名曰“王逸民庐”，潜心归隐，开始了遗民的生活。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并没有迅速实现稳定富强，而是变得愈加混乱无序。纲常崩解的精神危机再加上军阀混战及内外压迫与剥削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得王舟瑶对时局的态度趋向于保守，甚至出现思想倒退的现象。

不过，王舟瑶虽归隐台州，但并未消极避世，而是“托文字立教”，一意搜辑乡邦文献、编纂方志及编印诗文集等，以期“讲明正学，挽救人心”“守先待后”，自觉承担起了礼教存续的责任。这成了王舟瑶晚年学术实践的主旨与精神动力。

1913年，王舟瑶编印了《默庵集》，章授作序力倡遗民“平日文字不可不播诸天壤，若一散佚，桑海迭变，他日更无足征”，刻印诗文集的目的在于用文献的存留维持长久的政治认同。其后，《默庵续集》、《默庵诗集》及《默庵居士自定年谱》等相继付梓，透过书写彰显政治和文化认同的观念无疑是辛亥后王舟瑶集中出版其诗文集的重要导向。

与此同时，王舟瑶还一意搜辑乡邦文献，整理校订了多部乡贤诗文集，共计有《柔桥文钞》十六卷、《台州文征》一百八十卷、《台诗四录》二十九卷、《台诗外录》三十八卷等百余卷。王舟瑶如此热衷于搜集整理乡邦文献，目的在于“……，表章节义，阐发潜幽，其为文也，有益于乡里”，进而振兴“台学”。台学，即台州学派，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台州传统学术，振兴台学其实就是重振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而深刻传达出王舟瑶重建礼教秩序的期望。

来源：今日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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