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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
饥寒交迫、家庭破产、走投无路的典当人,因急需用钱,将家中认为稍有值钱之物送到当铺典当。典当行不会给相应的价钱的,就给原值的三四成的数,当铺还会故意降低原物成色,甚至被贬得一文不值。典当人因为急需用钱,只能任由当铺压价,典当人到期无力赎回,典当物即成为“死当”,当铺低价收进,高价卖出,从中渔利。一般来说,以前金银饰品、珠宝钻石、字画、古董、钟表、高档服装和旧衣服等物品都属典当之物。
过去当铺的构置,一般都是绕过“屏风”,迎面设立一个高高的柜台,柜台上方安有木栅栏,中间开了一扇很小的窗洞用来递物和交付当金。典当人只好在柜台外面踮起脚尖,还要举起双手将典当物品递进那个很小的窗洞。他们伸长脖子,对店员好言相求,希望能多当点钱,但大多会碰钉子遭到店员的多方刁难。来典当的贫穷人家都是“冬天当夏衫,夏天当棉被”者,他们期盼等米下锅,只得任其宰割。
典当中双方将当物完成交接后,店员就在柜台上开具上面印有当铺的名称、地址等的“当票”,店员只要填上当物、典当金额、应收利息和质押期限就可以了,这是当铺收押典当物的凭证。
过去的当铺是剥削、压榨人们的行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典当业,作为剥削人民的行业被取缔。但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典当业又重新出现在民众的视线内。典当行业从原先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变身”,成为了经营性企业。此时的典当业已是脱下了旧时的包装,门前虽写有一个 “当”字,但没有了高高的柜台和巨大的“屏风”,室内是清一色的办公桌椅,名称也不叫当铺,而是叫典当行或典当公司。现在去典当行质押的,也不再是迫于生计的穷苦人家,而是一些商贾、老板,质押的物品也不再是衣服等日常用品,而是金银首饰、珠宝、汽车,甚至房产等贵重财物。
现今社会上的典当行业为数不多,也有别于过去的当铺。但过去那种传统的乘人之危、重利盘剥穷人的老行当——当铺,早已淡出了我们台州人的视线。
当铺,也叫当店、典当行、典铺。是专门发放质押贷款的非正规边缘性金融机构,是以货币借贷为主和商品销售为辅的市场中介组织。典当是当户将其财产抵押给当铺,交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取得的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这当铺行当在旧社会我们台州各县都有。
那时,当铺多由私人独资或合伙经营,典当期时间短、付息高。当户大多是贫苦百姓,穷人上当铺典当,多是家里揭不开锅,而富人则多半是为了应急。
说书
说书,又称讲书、评书,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过去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方言对人说着不同的故事,我们台州也有说书这个行当。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在尚未普及收音机和电视,夜里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听说书就成了人们的偏爱之一。那时城镇里说书,一般都在书场或茶馆中进行,而农村则是晚上在晒谷场或大的房屋中听讲。
早时的说书人身穿长衫,行头非常简单,一把扇子、一块惊堂木,还加一块手帕。在简易的舞台上,说书人拿着一把折扇在桌子后面坐着或站着说书。过去,说书人在人们眼里自然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大部头的书一部部看下来,再一部部地说出来。
当时说书的内容主要是《三侠五义》《包公案》《狄公案》《薛仁贵征东》《杨家将》《岳飞传》等旧戏。后来也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近代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农村经济生活困难,文化精神生活更是贫乏。听说书也和观看露天电影一样为人们所喜欢。农闲时节生产队干部联系了说书人来村里说书,晚饭后社员们自带着小板凳聚集到一起听说书,这也是当时社员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享受。
说书人将书说得绘声绘色,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表演得惟妙惟肖,演绎着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世事沧桑。人们听得十分入迷,如身临其境,故事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浮现在眼前。说书人也很会吊人胃口,每当要揭示牵动人心的情节便戛然而止,这时他们就卖起关子来,让听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所在的黄岩县城,有个有名的说书人——吴雁先生,一次他进学校为我们演讲《林海雪原》的片段《杨子荣打虎上山》,那精彩的讲述扣人心弦,至今我记忆犹新。时至上世纪80年代,黄岩电视台曾办了个经典节目《电视书场》,吴雁就是节目的主讲人之一。晚饭时人们端着饭碗到电视机前,一边吃饭,一边听吴雁“说书”。
说书讲究情节层层推进,有高潮、有悬念、有现场演绎。说书面对的听众是普通大众,这门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曲艺,在没有电视、网络的年代,他们将历史知识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地说给公众听,让人边听故事、边学知识且能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有了收音机后,说书文化日渐式微,再随着电视电脑等传媒的介入和普及,其文艺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既有评书播讲,又有小说播放,还有名家戏曲演播,更有了新奇的有画有声的电视剧,群众的文化需求在不断地得到满足。因此,说书这老行当在我们台州也早已渐行渐远。
来源:台州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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