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下洋顾集体经济三十年 ——一位全国老劳模的回忆

黄岩百晓

下洋顾村大寨屋 陈剑摄于2015年农历正月

    (顾世林，曾任下洋顾村党支部书记；1985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台州档案
    从1951年土改完成到1984年分田地，黄岩北城街道下洋顾从一个贫困村到先进村。我从1961年开始担任我们小队的小队长，1971年之后一直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村子还贫困的时候我想着怎么解决温饱问题，温饱解决之后就想着村子怎么能富起来。
    大跃进我们村没有饿死人
    解放前，我们下洋顾非常穷，“有囡勿嫁下洋顾，日纺棉纱夜织布。四月糠菜四月粮，四月讨饭在异乡”的村谣讲的就是下洋顾。
    1951年，土改完成，分得田地，家家户户都比较开心，劳动生产积极性也比较高。但当时很多农民一开始没有土地，给地主家做长工或者帮工，家里非常穷，连农具都没有，有的因家中无田，种田的技术欠缺。这些没有农具的农民将田包给有农具的人来种，没有技术的叫人来指导，一些叔伯份或者是邻居就在农忙时互相帮忙，后来也有长工帮忙的，犁、稻桶、耕田的牛、水车等都共用。这就是早期的互助组，自发形成的邻里互相帮助，一般是就近原则，后来乡里来人帮忙分组。
    下洋顾位于永宁江、椒江、灵江三江汇合处，面临澄江，北靠谷堆山。那时还没有长潭水库，雨稍微下得大些，庄稼就会被淹，灾害大时，还会颗粒无收。减少天灾带来的损失，是粮食收获的关键。1951年冬天，我们村在互助组组长顾美美的带领下开始了冬修水利的战斗。全村300多个劳力，顶风冒雨，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当年就修出了长300多米、宽8米的排灌长河。这条河上接后来修建的长潭水库，下通水闸，可以防旱灌溉，也可防潮排涝。这样，“靠天田”便成了“保收田”，保证了下洋顾早稻、晚稻的好收成，为下洋顾土地的高产打下了基础。
    互助组形成之后没多久，各村的合作社也渐渐成立，1954年的下半年下洋顾也在上级政府的提议和帮助下办起了合作社。
    1957年开始放卫星、大跃进，那时候我们还和其他三个村一起大联合。炼钢铁时，我们把坟砖和铁栅栏都给拆了去，小高炉设在五里牌，但出不了铁。那时候还说要抓收入，我们村就做砖，砖做好了，一直没有烧，堆在那里。人民公社的时候办大食堂，大食堂一开始是因为农忙阶段抢收，可以节省人力，后来就是国家要求了。我们村因人均土地面积少，粮食不用上交，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是集体生活，浪费非常严重。到后来，大联合取消了，大锅饭也取消了，劳动和生产渐渐恢复了正常。
    成为全国农业12个红旗单位之一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肾脏出现问题，我当兵被退回。在部队的时间虽短，但是这段经历练出了我一身的闯劲和胆量。
    根据队里的实际情况，我就想着怎么提高粮食产量。当时粮食产量不高，好的亩产也才三四百斤。能否出产量，种子和土地是关键。我们选择了好的品种进行推广，并对土地进行改良。那时我们还办了个畜牧场，不仅能增加经济收入，而且还能广积有机肥料。要种好粮食，种植方法也很重要，记得当时有农业部门的干部来村指导，一定要我们进行三三密植，我就试了下，也尝试了其他方法，结果发现五五密植的产量相当高，我们就把五五密植推广开了。另外，水稻的施肥时间和减少病虫害也不能忽视，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植保队伍，那时候整个乡才一个植保人员，我们每个小队三个，每天去田里转，挑选最佳时机施肥，如果发现水稻有病虫害就适时打农药，这样产量就提高了很多。后来又在原来是两季水稻的基础上加了一季，在冬季种麦子，春季收成，别的地方种两季，我们下洋顾是三季。这样，我们村的粮食产量也得到了提高，1964年成了全省的四面红旗之一，上了《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1966年的时候彻底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我在1971年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就在这年，我们村的粮食实现了自给，上级还奖给我们村一台手扶拖拉机。可是，虽然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但是产出仍然非常有限，家底还很薄。人均只有0.27亩粮田，正常年景粮食也就刚刚够吃。
    我想，在靠田地吃饭的年代，下洋顾的人均耕地那么少，如果增加些耕地面积，村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
    那如何增加耕地的面积呢？当时我从有关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过围海造田、围湖造田的事，心想永宁江滩涂面积那么大，能不能将滩涂填起来？我和班子一商量，对于这个办法，他们都举手赞成，并立即行动了起来。村班子首先进行实地踏看，制订了围涂300亩的计划，土方就采用村后谷堆山的泥土。我们将计划上报，得到了县里的批准和支持，并为我们提供了开山的炸药。填滩涂时，全村老少集体行动起来。经过一年多的奋斗，我们村里多出了300亩土地。这新增的土地面积，分类种上了粮食和柑橘，有一部分潮湿的地方种上了编草席用的蒲草。1972年，我们村粮食、柑橘获得大丰收，粮食亩产达到1253公斤，柑橘总产量达到63万公斤，成为全国农业12个红旗单位之一。
    最初的村办皮碗厂
    当年产值6000元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粮食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又想，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
    1976年的时候，乡村工业还被视为禁区。但那时候的环境大家都是知道的，办厂承担的不仅仅是经济风险，还有政治风险。有些村干部也心存疑虑，想富怕富，怕亏本，怕挨斗，而我心中的致富念头却越来越强烈。那时，我发现打气筒和喷雾器都用皮碗，觉得生产皮碗销路应该不是问题，而我哥哥是在海门皮鞋厂工作的，技术上的问题可以请他帮助。于是我和村委班子商量，决定办一个皮碗厂。办厂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我从亲戚那里借了1000元钱，剩余的钱找上级领导贷款。原料也是一个问题。皮碗厂的原料是皮革，我们沿海地区没有皮革，于是去兰州采购。我们和兰州那边的领导谈，他们说，可以提供给我们残次皮，而且是平价，但是我们沿海的必须帮他们解决鱼油问题。回来之后，我们找了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帮忙，替他们解决好了鱼油问题。这样，我们的原料有了着落。机器新的我们买不起，就买了旧的来改装。技术方面，通过我哥哥从兰州聘请来退休工人，作为技术指导。厂房就借用之前柑橘加工厂的房子。
    当年，皮碗厂创造了6000元的产值，到了1978年，则是18000元，净利润3000元，接下来逐步上升，每年利润1—2万元。
    村办企业有8家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独立办厂的经验，后来办厂就容易多了。由于皮碗厂的产出有限，当时我们村里有人在针织厂上班，说利润比较好，又主动提出担任技术指导，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办起了针织厂，获利13万元。
    皮碗厂和针织厂虽办得不错，但原料都是从外地进来，没有起到因地制宜的作用，工业发展的前景不很乐观。我们最后的思路又回到了农产品加工上，由于粗浅的加工赚不了多少钱，于是就把目光投向深加工，最后我们村党支部商议决定办一家以橘子为主要原料的罐头厂。这次办厂的资金是我们村里自己筹集的，村干部带头，村民响应，再加上以前办厂攒的钱，一共筹集了10多万元。但要用这10多万元资金办一个罐头厂谈何容易，我们只有能省则省。记得那时我们从大陈采购到一个旧锅炉，运到下洋顾安装时，没有请专业师傅，是村民们自己慢慢摸索安装起来的，就这样，整个工厂初级的建设安装费我们就省了1万元。通过对本地柑橘的深度加工，我们村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后来，我们又在皮碗厂的基础上建立了皮鞋厂。此外，用办企业积累的钱，我们又带领大家先后办起了饮料厂、荞头加工厂、工艺制品厂、大祥化工厂、九洲化工厂等8家企业，全村基本上家家都有加工场。
    到1987年，我们村的工业年产值比例上升到76%，为500多万元，利润20余万元。办厂除了解决本村剩余劳动力外，还解决了邻村200多个劳动力。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中，竟然也出了很多办厂能人和技术工人。
    1985年全村336户人家住新房
    富了，就要实实在在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精神生活的条件都要得到改善，各方面的保障也得有。首先是改善居住条件，以前我们下洋顾人住的都是低矮破旧潮湿的房子。自从办起了工厂，有了些钱，改善村民住房条件的事就提上了村班子的议事日程，上级也有这个要求。从1980年开始，我带领村干部一起制定了全村统一建房规划，拆旧屋、退耕地、建新房。有些村民家钱不够，就由大队里借给他们。到1985年，我们村的336户人家全部住进了崭新、宽敞、明亮的新房，房前有晒场，屋后有猪圈，家家通自来水。村里还免费为几户“五保户”盖房子。后来，大概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村还兴建了一所小学校舍，村里的孩子，从初中到高中，都可免费入学。另外，村里还实行养老金、公费医疗、丧葬费补贴等制度。
    我当上了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
    从1979年开始，我们村连续20多年被评为省、地、市先进党支部。1985年被黄岩市委、市政府（撤市建区前）命名为文明村，我本人在1985年的时候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连任了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最后，我想说的是，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很大，但是好好引导，提高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踏踏实实做事，让百姓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一些问题也是能克服的，有些事情依靠集体的力量反而更容易办成。

来源：台州晚报

瞳孔中V1

物质条件落后的时代人反而是向上的，物质条件越好人反而越来越堕落，人为改造越多脱离自然越远，多留点那个时代的遗迹，可以让现在人更容易满足。

碧血丹心

凡是全国坚持集体经济的地方，都发展的很好，比如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都比单干的小岗村发展的更好更强，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台州记者

应该查一查下洋顾的集体企业那里去了怎么变成个人的了

冬瓜50

集体经济最后不要变成个别人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