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岩走出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黄岩百晓

本期《面对面》记者专访牟益斌

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总部青年专家、金融经济学家、高级金融经济学家，国际注册金融分析师学院会员，哈佛大学梅森学者，金融专业经济学博士。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他是第一位世界银行总部从中国选拔的的华人青年专家（2000）。他研究的主要专业领域包括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资本市场、金融监管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他就是来自黄岩区北城街道下庄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牟益斌。

本期《面对面》，我们邀请到牟益斌，为您讲述他是怎样走出黄岩成为哈佛大学梅森学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牟益斌出席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论坛



出身寒门，深受其勤劳质朴父母亲的影响。

记者：您最近发表了一篇与母亲有关的短文，之前是否还写过与父亲、母亲相关的文章？

牟益斌：过去没写过，总的来说，我们家的人在感情表达上都比较含蓄，说得少，做得多。嘴上很少说“我爱你”这类词。但是，在行动上我们却处处为对方着想。小时候家里没什么好吃的，也很少有机会吃肉，还时不时食物不够吃。吃饭时，大家都会假装自己吃饱了，早早把筷子放下，希望别人可以多吃点。因此，我虽然心里很感激父母亲，但也习以为常，没用文字表示出来。

记者：父母对您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牟益斌：我在黄岩中学读书时是住校生，通常周五放学后回家，下周一再回学校。每次，母亲都会摆上一桌饭菜等我回家，父亲会在我回学校时为我准备好下一周的米和菜钱。有一次，我周四回家，看到父母用来下饭的竟然是酱油，心里很不是滋味。

记者：您母亲最近身体状况如何？

牟益斌：这次母亲突然病重离世，我内心极为悲痛，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同时，想起当今世界国际合作意愿降低，竞争更加激烈。许多中外专家、政策制定者常探讨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我总觉得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有质朴的人，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付出得多，索要得少。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普通中国人。成千上万如我母亲、父亲以及你父母亲等这样的普通人，可能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石，也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竞争中应依靠的支柱。

少年时代，脱颖而出，走出小村考上黄岩中学。

记者：年少时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是怎样的？

牟益斌：当时，黄岩的交通闭塞，没有隧道，没有高速公路，更不要说铁路了，下庄村也不通公路。年少时，我的主业是到生产队干农活，一天挣8个工分，相当于8分钱，农闲时才去上学，但我的成绩总是全校第一。

记者：是怎样的契机，您走出下庄考上了黄岩中学？

牟益斌：1983年，我初中毕业考入黄岩中学。那年，黄岩中学破例留出几十个名额向当时城外的大黄岩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黄岩、路桥、椒江）招生。数万名不同年龄的往届、应届学生纷纷报考。当时，我就读的学校只有油印教学资料，从未见过铅印试卷，更想不到试卷可以两面印刷。因此，有一门考试，我只答了正面的试题而忽略了背面的题目，但是，我的总分仍在数万名考生中名列前茅。那时的路桥中学是省级重点中学，尽管我的成绩比路桥中学的录取分数高出许多，但我还是没有被路中录取，而是被黄中录取。不过能进入黄中读书，对一个来自农村的我来说，是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里程碑。这也改变了当时农民娃子长大后只能种田的宿命。我在黄中求学期间得到了历练，同时也使我在日后多次极低概率的选拔中临危不惧、出类拔萃。

记者：刚到黄中求学时有遇到什么新鲜事吗？

牟益斌：当时，我对好多事物都感到很新奇。我觉得学校很大，学校似乎比我生活的整个村子还大。校园里有许多砖头水泥结构的二、三层楼房，比村里的大多木结构房屋气派多了，而且教室里的书桌居然有抽屉。我记得学校里还有个图书馆，学生可以借书回来看。学校门口就是大街，时不时有汽车往来，这对于来自连马路都没有通的小村庄的我来说是既新鲜又兴奋。

求学南开，并成功从化学系转到金经专业。

记者：当年，以您那么好的高考成绩，为什么选择报考南开大学？

牟益斌：当年的四大名校“清北复开”各有所长。清华特长工科，北大特长文理，南开特长金融经济、化学与数学。当时许多名校还没有或仍在筹建经济金融专业，但南开就已建立了经济学院，并配有多位经济、金融、管理博士导师。因为我从小就对如何管理一国或地区很感兴趣，我报了南开经济学院的一个专业。当时，中国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的年代，南开大学化学系在全国化学专业中首屈一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有7位，尽管我是当年从浙江报考南开的考分最高的学生，但是，校方还是把我放到了化学系。

记者：后来为什么又从化学系转到了金经专业？

牟益斌：在全国绝大多数大学仍实施班级制时，南开大学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综合改革试点院校之一率先引进了学分制，大胆尝试学生跨系选课和转系转专业。进入南开后，我并没有追随大多同学的想法――选择在本系升到研究生的安逸学习规划，而是充分利用学校跨系选课的新政策，广泛到各院系选课，博览群书以取百家之长。当时的南开大学是全国最早少数几个建立结合计算机、经济和管理三大学科的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我对该专业的前沿性产生了极大兴趣，便申请了转系考试，深得当时治学极为严谨的经济信息管理专业主任王兴德老师的赏识并被接受。我也因此成为南开最先成功实践转系政策的学生之一。

求学五道口，投身金融改革。

记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录取率极低，竞争异常激烈，您又是非金融科班出生，您觉得自己有何优势被成功录取了呢？

牟益斌：1991年，我有幸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俗称五道口金融学院，号称“金融系统的黄埔军校”，现改名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工科的思维训练和广泛阅读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令我能够沉着冷静又富有创造性地面对各种新问题、迎接新挑战。

尽管不是金融专业科班出生，但博闻广识和擅长融会贯通使我在硕士入学考试中名列前茅，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录取。自此，我从自然科学正式转向金融经济领域。后来又经过几番激烈的竞争考试，于1998年被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创办人刘鸿儒教授录取为博士生。当时，报考刘老师门下的博士人数特别多，那个时期学院博士的招生人数控制非常严，需要国家教委批准，刘老师每年最多只招两人。我记得在博士录取后的第一次谈话时，刘老师感叹道，那年报考他博士的学生特别多，很多都不错，有的甚至已是省分行行长，让他很为难。当时，协助刘老师招生的专业课老师说我的题答得特别好，才录取了我。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人民银行作为自己的第一分职业？

牟益斌：我一直希望自己今后能办点实事，为社会做点贡献。在大学期间，我逐渐意识到物质生产其实只是财富在群体（或国家）之间的第一次分配，金融（尤其是一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可起到财富在群体（或国家）之间的第二次分配的作用。这些思考可以说是我后来关于“物质财富在国与国之间转移的思考”的起点。这些思考也使我意识到金融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当时下定决心加入人民银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在人民银行工作期间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牟益斌：我主要从事金融监管、金融改革开放政策及金融法规的起草与制定、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与银行商业化改制等工作。当时的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主要依靠资金分配和人事管理，尚未建立监管报表和风险监管意识。我直接主导设计了中国人民银行首套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报表，所创编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简报深受当时人民银行领导的赏识。我还主导开发了很有创造性的金融监管系统。我由英文文章无论多长，最后总可分解成26个字母受到启发，和同事一起将监管报表与指标分解成不能再分的600余个子科目，而人民银行的监管系统通过从商业银行中采集这600余个科目，自动生成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报表和指标，使人民银行由几乎无风险监管的状况得到彻底改观，成为具备预警智能型的电脑化监管体系。

记者：后来，您为什么决定去往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

牟益斌：1997年，人民银行想学习香港金融管理局先进的监管做法，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对我主导设计的新颖的金融监管系统的设计理念很感兴趣。人民银行从全国选了五位，由我作为领队去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

记者：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牟益斌：我主要从事金融监管工作，包括对金融机构进行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同时，我还细心观察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先进的监管做法，写了一篇香港金融监管的做法及对提高中国大陆金融监管的启示的报告。这则报告受到人民银行领导的肯定，让我给相关人员讲授我的体会。后来，我和同事一起，开发了人民银行第一版监管手册。

记者：您是最先提出建立中国金融风险性监管理念并付之实践者。当时中国的金融环境是怎样的情况？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理念？

牟益斌：当时，中国的金融环境特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监管当局停留在资金分配、人事行政管理和机构设置审批上，没有风险监管的意识。人民银行作为当时唯一的金融管理当局，工作重点放在将发行的货币，以人行再贷款的形式分配给国有专业银行。当时人行内设的资金司是金融系统最有权的部门，这个部门在市场化后因其职能不在适应需要而不再存在了。另一工作重点是对商业银行网点的设置和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进行行政审批。但是，金融机构面临的金融风险基本空白，竟然没有监管报表。二是社会也缺乏信用与风险意识。企业把贷款当收入，缺乏足够的还款的意识。三是必要的金融风险的基础设置不存在。比如，没有信用记录数据库，同一银行的分支机构互相不通信息。一个借款人可从同一银行的不同分行借款，分行之间互不知情。这些造成了中国银行业当时极高的不良贷款率。

要处理当时中国银行业的高不良贷款率，我意识到中国银行业必须建立风险监控体系。另外，当时中国正在进行金融开放，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中国的银行需走出国门，没有风险监控体系，中国的金融业和银行根本无法与外国银行竞争。因此，我当时极力推介风险监管的理念并推动实施。

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记者：之后，您为什么选择出国深造？

牟益斌：1998年至1999年，我作为中国央行代表分赴南非和马来西亚参加国际会议。此前，我并没有出国学习或工作的打算，但国外先进的金融经济管理经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让我产生了出国深造的想法。

记者：您收到了多国多个高等名校的offer（录取通知书），为何最后选择去哈佛？

牟益斌：我提出申请后，很快得到了不少高校的积极回应：德国最高荣誉洪堡学者奖学金邀请我到欧洲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博士后研究；英国政府2000年度的旗舰奖学金项目——Chevening学者奖学金支持我到英国留学；哈佛大学也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了我。

在此同时，命运之神又为我开启了另一扇大门，我被世界银行青年专家项目选中，成为世界银行于2000年在全球万余名候选人中选聘的30余名青年专家中唯一的一位华人，也是世界银行从中国选拔的第一位青年专家，开创了华人从中国直接考入世界银行总部专家团队的先河。同时，我拒绝了欧洲洪堡学者、英国Chevening学者和哈佛大学的全奖的机会。

在世界银行任职一年后，哈佛大学打电话给我，说哈佛仍然保留着我的入学资格，邀请我赴哈佛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给我全奖。哈佛肯尼迪学院当时教研究生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授发现我的经济理论基础很扎实，请我做了他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的助教。这对一个刚到美国才一年的中国“土博士”来说，是一个专业上的极大肯定。

记者：相比较国内外的学习环境，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牟益斌：在美国，师生关系在精神上很平等。学生是顾客，教师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引导学生学习、讨论，培养学生学习知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而不是靠树立在学生、家长心中的权威。大多美国人认为树立教师在学生、家长心中的权威会毁灭学生的创造性。在中国，似乎情况往往正好相反。学生有争论时，经常拿某老师怎么说的而不是分析数据作为最有力的论据。最近，我时不时看到媒体新闻上报到有些学校，学生甚至要对老师行叩拜礼，真希望这不会对学生独立思考有负面印象。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下一步的发展很需要创造性的人才，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很重要；真希望少称呼带研究生的老师为“导师”或“老板”，而多改称“学术顾问”。

任职世行，服务各国金融经济发展。

记者：您是怎么加入世界银行总部专家团队的呢，当时的竞争情况如何？

牟益斌：世行主要有两种招人模式，主要是各用人部门自己直接招人，相对简单容易，但是职位性质基本上类似中国的合同工（consultant），合同期限从几天到两年，不能享受许多福利。但这些人可以申请，并经过严格的删选，只有少数人可转为有任期的正式工。另一渠道是世行的青年专家项目（YongProfessionalProgram,YPP)。由世界银行统一招，程序极为严格，经过多轮的单人面试、多人面试、解决模拟问题等，竞争异常激烈，一般是从上万人中挑选出二三十名，整个选拔过程大概一年。但是一旦通过这一系列的选拔程序，世行会安排他们到两个或以上的部门锻炼。这样选拔出来的就相当于中国的正式工，是永久职位。

我于2000年加入世界银行总部青年专家团队。当时的竞争异常激烈，在中国的初选从1999年就开始了。可能因为中国以前一直没人进入世行的青年专家项目。当世行来中国进行选拔时，中国选派了许多博士、专家参加世行的招聘。中国大陆有少数几位进入世行的全球的万余名候选人中，再经过层层的选拔，最后，世行从全球选拔了三十多名2000年度世行青年专家。我有幸成为当年的唯一一位华人（包括海外留学人士，外籍华人等）世行青年专家，也是世界银行从中国选拔的第一位青年专家。

记者：您在世行期间从事哪些工作（或负责什么项目）？牟益斌：我主要从事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具体包括国有银行的改造，不良资产的处置，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发展、（国家）债务的管理、中小企业融资等。

记者：黄岩中小民营企业较多，针对这些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吗？

牟益斌：我觉得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普遍的现象，分析根本原因有三：中小企业通常没有很好的多年的财务报表；中小企业通常缺乏可抵押的固定资产；信息不对称。

我认为对策有以下几个：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数据库，以降低贷款审核的成本，促进良性循环；发展中小企业信贷机构，或在大型金融机构中建立中小企业专门的信贷部门。中小企业信贷需专门的贷款审核技能，专门机构或部门可培养专门技能的信贷员；有些国家建立政府专门的中小企业扶持部门，如中小企业发展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来源：今日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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