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贩、木匠与绣女

黄岩百晓

老农卖米快五十年了。

徐德生曾远赴甘肃做木工。

制衣厂车间里的女工。

    椒江下陈街道日山份、南野份、岸里、后徐等村，俗称“沙北片”，这一带聚居着大量徐姓人。
    自上世纪下半叶起，沙北片的制衣行业十分发达，当地女子多善女红。而男子除了种口薄田，还外出讨生活，村中至今有许多商贾小贩、能工巧匠。
    穿梭的米贩
    走进岸里村，农田与住宅交织成趣，房屋簇新，水泥路四通八达。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穿过村委会办公楼前的小路。一辆运副食品的小货车迎面驶来，双方都放慢车速，老人斜身把车停靠在一侧，让小货车先通过。
    我们注意到，老人的三轮车斗里，装了三大麻袋米。村干部与老人搭腔：“阿公，卖米去啊？”“诶。”“卖米几年了？”老人冲我们比了一个手掌：“快五十年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沙北片的农民除了务农，还做些小生意，多为流动贩卖本地的农特产，如发糕、豆腐、橘子等，其中卖米者尤其多。
    在南野份村，我们遇见了徐云法。今年61岁的他，自1980年开始卖米。“也不记得怎么开始干这行了，看村里有人卖米赚了钱，就学样去卖。”
    他每天天一亮出门，到附近的集市向农民收米。哪个村四九市，哪个村三八市，他烂熟于心。到了八点，他已站在万济池农副市场的棚屋里叫卖了。
    “那时粮店也卖米，粮店的米糙一点，不好吃，价格便宜。农民自己种的米香软，好吃。城里人喜欢找米贩买米。”他回忆，从农民那里收购米三毛左右一斤，卖出去五毛一斤，一斤米能赚两毛钱。
    “市场有的日子兴，有的日子冷清，没法捉摸的。有时米卖剩了，我就在万济池附近的人家租个角落存米，一天一块钱租金，第二天少进点，取了前一天的米继续卖。有时生意特别好，一早上就卖完了，我就到粮店里拉点米，下午接着卖。”徐云法笑着挠挠头说，“这就有点以次充好的味道了，不过粮店的米我会卖得便宜一点……”
    起初，徐云法骑着自行车去收米、卖米，“最多能运400斤，前面放80斤，两个麻袋挂在三角档上，一边160斤”。每天，他都蹬着两百公斤重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去市场，也去一些田地稀薄的乡下。
    1985年，他开始雇黄包车运米，“一天能卖800斤”。到了2007年前后，他开始雇机动车运米，“一天卖1000斤也可以”。
    除了卖米，他曾与四五人合伙，运橘子卖到南京，运荸荠卖到无锡、安徽等地。“最好卖的是大白菜。我们早晨从温岭进菜，下午3点出发，押车到义乌，晚上8点开卖，一车白菜一会儿工夫就被义乌的菜贩子拉完了。合伙的朋友晚上6点再押一车，11点到义乌，一直卖到凌晨。一天下来，一个人能分到200多元利润。”
    2010年，徐云法进入一家节日灯厂当包装工，结束了30年的米贩生涯。“在厂里上班，一天赚50元、100元，没有卖米赚得多，但心情轻松多了，以前每天出门都担心，米能不能卖出去……”
    远行的木匠
    正如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沙北片是个出工匠的地方，各村泥水工、油漆工、水电工一应俱全，木匠尤其多。上世纪末，他们还将木工生意做到西北、东北各省。
    今年58岁的徐德生是其中之一。
    1981年，20岁出头的岸里村青年徐德生，到邻村拜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木匠为师，跟着远赴甘肃兰州做木工。“村里木匠多，木工活基本上都有人做了。听早出去的一拨人说，北方木匠没有南方木匠手巧，做出来的家具不那么精细，北方人喜欢雇我们。”
    头两年，当学徒，没有工钱，但徐德生勤学苦练，把师傅的看家本领悉数掌握。出师以后，他辗转于兰州、金昌、白银、酒泉等地接木工活，也从本村带徒弟到甘肃。
    “北方人雇木工，大多是给儿子准备结婚用的家具，大衣柜、写字台、床，全套的。他们特别好客，做工期间就住在雇主家里，有时候这家没做好，下一家又来叫了；有时候没接到活，雇主也留你继续住，直到接到活才搬到下家。”徐德生回忆，“在北方，睡炕，吃馒头、面条，这些都能习惯，最不习惯的是气候。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几度，在户外锯木头，手都冻木了……”
    那时候，徐德生一年只回家一次，腊月十几来，正月十五刚过，又回甘肃。
    “到七号码头乘403、404，坐船到上海只要6块3，你能想象吗？从上海再坐火车到金昌，要两天半，车票80多元。”他说，“每回总是大包小包，背着、提着、扛着，有衣服，有工具，还从家乡带一些北方买不到的材料，行李得有100多斤。”
    靠着外出做木工，徐德生攒下不少钱，回乡娶了妻子，把妻子也带到甘肃。1986年，他在金昌开了家具店，既卖成品家具，也接受定制，生意红火，一年能赚六七千元。直到1994年，孩子上小学了，徐德生一家才回到椒江。
    如今，徐德生仍以木工谋生，除了做家具，他还辗转于椒黄路三区，做新房装潢。
    “木工活要三四个人合作，才忙得过来。有时我当工头，叫几个小工一起做，有时村里别的木匠接了活，我到他们手下做小工。”徐德生说，“现在客户要求高了，不光要质量好、做得精，还追求样式新颖。板材也越来越好，不像以前那么笨重，近几年甲醛释放量低的环保板材最受欢迎。”
    绣女的嫁妆
    51岁的徐美芳记得，1989年她结婚时，嫁妆中有一样是“洋车”，即缝纫机。“洋车是女人糊口的工具，人嫁到哪里，洋车带到哪里。”
    徐美芳家住日山份村，做衣服已有30多年。“小时候，村里几乎所有女人都会绣花、做衣裳。没人教的，就坐在母亲身旁看，慢慢看出点门道，自己学着做，补贴家用。”
    徐美芳小学毕业后，就到花厂领布和丝线，回家照着布面上画好的图形，一针一线地绣花，绣好了送到花厂换钱。“小的十元一件，大点的十几元，两三天才能绣好一件。”徐美芳说，“绣衣厂的成品很贵，都是出口海外的，我们自己从没穿过。”
    1985年前后，绣衣不再畅销，沙北片许多绣衣厂转型生产拉链衫、夹克衫、长裤、棉袄等。徐美芳开始学着做衣服，“村里的老裁缝办了个学习班，教画图、量尺寸、裁剪、缝制等，学费不便宜，但我们都报了名” 。
    学成以后，徐美芳到制衣厂领取布片，拿回家缝制成衣。“这时候不再靠手工缝制了，家家户户都买洋车。女人出嫁，也流行嫁洋车到婆家。”
    “以前的洋车是脚蹬式的，从早踩到晚，两只脚很吃力。”她回忆，“缝一件衣服挣1.5元，一天能缝10件左右，比绣花收入要高一点。”
    44岁的徐春燕记得，1995年她结婚时，嫁妆不再是“洋车”，而是一台上海牌“高速车”——一种新型缝纫机，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
    “那时候‘高速车’刚出现，很新奇，要2000多元一台。刚开始只有一些工厂置办了，女工们可以到厂里用，后来许多女工为了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做工，就咬咬牙自己买了。”徐春燕说，“以前生活很辛苦的，早晨起来买菜、烧饭、送孩子上学，干完家务才到厂里领布片，在车间里做到11点，回家烧饭，下午在家接着做，一直做到晚上。”
    到了2010年前后，制衣行业不断发展，“高速车”逐渐被淘汰，缝纫效率更高的“电脑车”出现，女工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现在，手脚快的人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元，甚至上万元。”徐春燕说。
    两位女工注意到，近几年，制衣厂的熟练工越来越难招了。
    “以前绣花的时候，村里绣女多，工厂生意少。我们要拿厂里发的绣花证去排队，才能领到活。领了布就没日没夜赶工，把绣品交上去，排队领下一批。”徐美芳说，“2000年前后，厂里女工就减少了，有的去超市上班，有的自己卖衣服。现在，年轻姑娘对绣花、做衣裳没有兴趣。她们都去读了大学，选了自己喜欢的职业，以后村里恐怕没人学做衣服了。”

来源：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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