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我的1977年

小小清新

1978年，蔡增福进入浙江农业大学畜牧专业学习。

    1975年6月，19岁的蔡增福度过了两年制的高中时光，从黄岩中学毕业。在那个复杂纷乱的年代，青年陷入对前途命运深深的迷茫和忧虑中，“招工无份，当兵无门，当农民也没人要！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无从规划。”
    一所民办高中向他伸出橄榄枝，“我们这里缺老师，你来试试吧。”蔡增福下意识地拒绝，“我也就是个刚毕业的高中生，怎么能去高中当老师？”恰巧，学校的一位老教师正是他的小学任课老师，凭着对蔡增福从小勤奋好学的好印象，老教师鼓励他：“你有这能力，放心过来吧。”
    他这才有了一个栖身之所，成了一名教授高中化学、物理、政治课程，每月工资29元的代课老师。
    校友何建平，却没有这样幸运。
    1974年2月，何建平从黄岩中学毕业。半年后，他跟随路桥的一支工程队到了上海，成为一名水泥搬运工。每月工资有40元，但栉风沐雨，他的手掌、肩膀早早磨出厚厚的老茧。一年多后，何建平才有机会回到黄岩焦坑，在那个高中生稀缺的年代，成为代课老师。
    1977年，蔡增福已经当代课老师两年。这一年炎热的夏天，关于“国家可能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渐渐在坊间流传开来，也成了同事们私底下讨论最多的话题。他每每凑过去听得仔细，心里万分祈盼消息是真的，但更多的是怀疑——废除推荐制、恢复高考制度，可能吗？
    自1966年以来，大学招生对象一直定位为工农兵，叫做“工农兵大学生”，实行推荐政策。而在当时，像蔡增福这样非工非农非兵的青年，对大学的了解几近空白，“我连大学有本科和专科之分都不清楚，更不知道还有‘研究生’一说，又怎么会有上大学的念头？真是做梦也不敢想。”
    何建平也是不敢想的。他原本想着，能离开泥巴，当个三尺讲台之上的老师，已是自己最高的理想。如今理想成现实，哪还有别的心思？但随着同事们愈发激烈的讨论，何建平开始感觉，立在命运途中的一扇大门，似乎透出了隐隐的光。
    直到当年10月21日，媒体正式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那天，蔡增福休息在家，听到广播里反复播送。播音员清脆的声音宛如天籁，通过电波把这则消息一字一句地传入他的耳朵。
    紧紧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真的又敞开了。这位22岁的青年，如沐春风。
    备考
    蔡增福与何建平都急急跑去报了名。
    高考中断了11年，累积了11届考生。由于报考人数实在太多，无法一次性安排正式的考试，只得按地区组织初试，先选拔出一批考生。
    报完名的那天，离初试只有34天，离正式考试也只有54天了。备考时间，仓促，紧张。
    蔡增福后来回忆，那时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备考复习。“不少考生手中连高中的教科书也没有，更不要说辅导用书、参考资料了。”但他与何建平都还算幸运，二人在学校任教，不为教科书发愁。
    何建平开始白天上课、晚上复习的日子。那时，同校的老师们几乎都报名参加高考。每到晚上，大家便聚在一起，做考卷、背提纲，有人后来甚至请来一位老师指导。每个人都带着对前途未知的敬畏和希望，拼了命地学。
    何建平几乎完全沉浸在高考复习之中，以至于在夜晚没了备课的时间。有一次，公社里有领导来听他上课，而偏偏前一晚专心于考试与提纲，他一点准备也没有，在课堂上讲得不知所云。事后，领导召开全公社的教师大会，他被点名批评。直到不久后，在一次针对教师的“当年时事政治”的考试中，他拔得头筹，被点名表扬，这事儿才算过去。
    也许是因为高中毕业才两年，又一直与高中教材打交道，蔡增福相比之下从容得多。“我的复习时间算充裕，至少业余时间可以自己支配。除了单独看书复习外，有时我还可以约上几个老同学探讨难点和要点，交换一些现在想来可能是一些中学老教师自编的零碎的‘参考资料’。”
    但此时，对于能不能考上大学，二人都没有多大把握。何建平甚至没有想过，通过高考变成大学生，自己的未来又会变得怎样？“对于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概念的。”蔡增福在一旁接话“我是知道的，是将来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区别”。
    1977年11月25日，初试。
    12月15日，岁暮天寒，全国570万考生奔赴考场，参加高考。当年，高校录取新生27.3万，录取比率29∶1。
    家在黄岩的蔡增福回到户籍所在地温岭参加考试。“大概是考不上的。毕竟这么多人参加考试，而且没有经过任何培训，也没有系统的迎考准备。这批考生，谁也无法估计自己的水平。”他当时这么想。何建平也在进考场前宽慰自己，“考不上，大不了还是回去当代课老师，于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
    两天的考试很快过去了。走出考场，蔡增福紧了紧身上的衣服，回想起一些细节，“30个人的考场，我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监考老师常常站在我边上看我答题。想来我也许是答得不错，不然这个看着温文尔雅的男老师怎能看得下去？”想及此，他不禁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笑。
    1978年1月，考生体检。
    蔡增福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体检。那时，从黄岩到温岭，路途遥远且崎岖，买不到班车车票，他一咬牙，向同学借了辆自行车，骑了3个多小时，在严寒里出了一身汗，回到温岭。
    体检后，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他每天翻来覆去，夜不能眠，心里忐忐忑忑，又不停掰着指头算，“什么时候能公布录取结果呢？”
    录取
    1978年2月25日，蔡增福和几个同事在九峰爬山，大家边走边闲聊着。很快，一声高喊打破了气氛，“高考录取公布了！”大家面面相觑，反应过来，飞奔着向山下跑去。
    当时，高校录取，是既发《录取通知书》，又张榜公布的。在当时的黄岩城中心桥亭头老剧院门口（现黄岩大厦所在地），张贴着高校考生录取名单。大家跑得飞快，恨不能生出翅膀来。
    榜单前，人群熙熙攘攘，围得水泄不通。蔡增福挤了进去，上下快速扫视了一遍，又一字一字地仔细看了好几遍，却只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几个平常成绩不错的同学都没能被录取。”温岭那边迟迟没有传来消息，蔡增福有些失望。
    他跑了半个小时，赶到位于青年路的邮局，准备往温岭打电话问一问。拿起电话放在耳边，听筒里响起“嗡”的声音，蔡增福愣住了，自己心急如焚，却不知该打电话给谁。最后，他拨通了一个在温岭城区工作的亲戚电话，“您快帮我打听一下，我有没有被录取？”亲戚应“明天给你回话”，便挂了电话。蔡增福来来回回踱着步，看着安静的电话，不愿离开。
    何建平是从广播里听到自己被录取的消息的。
    那天，他上完课，在办公室坐了没一会儿，便有人匆匆跑来，冲着他大喊：“何建平，你考上大学啦！”他“噌”地站起来，“真的？”“真的真的，广播来回在播呢，你仔细听着！”他竖起耳朵听，广播里，一遍播送完后果真又开始新一轮的播报：“下面，播送‘高校考生录取名单’……焦坑乡，何建平……”
    亲耳听到了，何建平还是不敢相信。他立马骑上自行车，骑了一个多小时赶到黄岩城区，站在榜单前确认。大红的纸张铺满整面墙壁，黑色的大字龙飞凤舞，在一处，赫然写着“何建平”。此刻，他才相信，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整个焦坑乡，也只有他一人考上了大学。
    在那个通讯落后的年代，打通跨区域的电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个晚上，大抵是蔡增福一生最难熬的夜晚。第二天，他才接到父亲从温岭打来的电话——亲戚查到蔡增福榜上有名的消息，直接把电话打到他父亲工作的家具厂，“你家增福厉害，大学考上啦！”
    “厂里的人都叫着让我请客，说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实在不得了……”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溢满喜悦。蔡增福想笑，可脸部肌肉因为激动僵硬成一团，连一抹笑容也挤不出来了。“我真的考上大学了？我是不是在做梦？”
    1978年3月初，蔡增福与何建平收到了浙江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二人分别被畜牧专业和茶叶专业录取。
    从此，成为“77级，不同寻常的一代”中的一员。         

来源：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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