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宋墓出土文物浅析之十三 袍衫儒风

黄岩百晓

交领山茶纹  夹衫。

《中兴四将》武将的儒雅装束。

“郁郁乎文哉”，宋代上至贵族、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服装都以儒雅为尚。赵伯  的系列服饰虽然用料讲究但却不显得过分奢华，造型上崇尚简朴，凸显出含蓄雅致的美感，呈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注重了追求“天人合一”的至美境界。
一
赵伯  随身穿着入殓的衣服除了最外面的官服，其余的多为衫服和窄服，是平时所穿的燕居之服（即居室中服用的衣物），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这件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特点的官服，是所有服装中最为宽大的一件。衣长115厘米，通袖长230厘米，袖宽95厘米，袖跟宽46厘米，胸宽72厘米，下摆宽96厘米。在宋代，这种样式的衣服也称作公服、常服，又名“从省服”。曾任文林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长洲县县丞的赵伯  ，其职务为县内的副长官，主要是协助令长通管县事，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官品为正八品，也算是朝廷命官。古代的官员，但凡上朝、办公，都必须要穿官服的，也就是制服，而不是穿个便服就随随便便上朝，那样估计会被以藐视皇上而被乱棍打死。
森严的等级，不同的朝服，不同的图案，代表的不仅仅是身份，还有自己所处的地位。穿什么衣服，看起来是件小事情，其实是一件很严肃、很讲究、也很有规矩的大事情，谁都不可随便僭越。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重视服装的社会伦理功能。《易·系辞下》中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把穿衣局限于保暖或装饰的功能，而更加关注的是其“治国安天下”的社会功能。从夏、商到周朝，随着服饰礼仪制度的完善，这种观念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宋代的服饰制度完善、等级森严。这一时期也是袍服的成熟期，对后世袍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官员所穿之服以袍衫为主，有朝服和公服之分。其形为圆领大袖，有时袍下加  ，腰束带，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紧身两种基本形式。
按照形制宋代的袍服可以分为大袍、窄袍、衫袍、靴袍、履袍、单袍、直身袍7种；按照色彩可以分为绿袍、赭袍、绯袍、赤霜袍、柘袍、皂袍、茜袍、紫袍、白袍、鹄袍10种。色彩是区分等级的主要元素。朝廷规定，紫色属于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着，而朱红色是五品以上，七品以上是绿色。像赵伯  的八品芝麻官只能用青色，而普通老百姓只能穿白色。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五中记载他于北宋末年在汴梁所见“士农工商，诸行百个，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宋代以材料命名的袍服十分丰富，有绵袍、  袍、绨袍、锦袍、布袍、罗袍、布  、  袍、麻袍、缯袍、皮袍、棉袍、绫袍、绛纱袍、碧纱袍、纱袍等二十多种，其中纱袍更是从以前的常服在宋代正式变成公服。
《清明上河图》以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表现出北宋都城汴梁盛世繁华的景象。画中各色人等纷呈，如同一场生动的宋代服装秀。巷陌桥头、酒肆瓦舍之间，农工士商、释道官吏，百行百业无不具备。除了担夫、商贩、农民、船家大多身穿短衣襦衫，下身穿裤，头戴头巾之外，其余的文人、商贾、官吏均身着长衫袍服，往往衫内穿裤子。他们一般头戴巾子或幞头，所着衣衫以交领宽袍、圆领  衫居多，长衫的袖子宽、窄不尽相同。这些人物衣着较宽松，整体线条简洁，形式质朴，体现出文雅倜傥的外观。
儒雅之风盛行的服饰现象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较大影响。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后，以“杯酒释兵权”控制了将帅，巩固了政权，制定了一项“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宋时，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尊崇儒家学说、兼容佛道思想、大力推行文官体制、科举选官也得到完善和发展，这使得士大夫为基础的文官体制取代了以往公卿贵族累世相传的统治。这对宋代社会发展，服装变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文人的地位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这种推崇就延伸到服装上，百姓多模仿文人的穿戴。
更有意思的是，宋代的皇帝将时令服饰每年按季节赏赐给近侍、文武官员。时服的赏赐，一般为公服或朝服中的几件，武官得到的也是文官样式的袍、衫、褙子等，所以造成军戎服饰的儒雅化，也提升了文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宋名画《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名将，就是头束幅巾、身着圆领  衫，以及佩剑背弓的随从士卒也都穿着文人袍服。此画可见宋代的武将们少了些英武之气，多了些的则是儒雅之风。当然，岳飞的词作是历代武将中文辞较高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帅。这种服饰现象促使宋人对于学识渊博、风流儒雅的将帅风度的景仰与歆羡，因此所谓“儒将”和“儒帅”，便成为宋人品藻军事将帅的一种审美风范。苏辙在《次韵王君北都偶成》之一诗中吟道：“千夫奉儒将，百兽伏麒麟。”以威神赫赫慑服百兽的灵兽比拟千夫尊奉的儒将。
文化上的演变深刻影响着服饰的审美取向。宋以降，一改历朝历代尚武之风，这在袍服的形制上的直接反应就是文人袍服款式在全社会的急速推广流行。宋代是以中原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汉人所建立的朝代，其服装形制除了继承隋唐的圆领之外，开始在各个阶层流行交领等汉族传统服饰的形制，同时结合了直裾袍、合领袍服等历代袍服的特征，开创了合领袍服流行的盛况。因此，宋代一朝，袍服合领、交领、圆领、盘领并起，广袖、大袖、窄袖并行，使得袍服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赵伯  的系列服装则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二
恬静淡雅的服装色调，深受宋代推崇，它却远没有隋唐那样艳丽富贵的气度。宋代袍服装饰纹样和色彩的演变受到了当时文化背景的极大影响。由程颢、程颐奠基，朱熹集大成的宋明理学，将伦理纲常确立得十分完备。南宋后期，理学大盛，并开始在学术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理学更是崇尚俭朴。理学是以儒学为本位，揉进佛家的禁欲，道家的清净寡欲，形成“明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宗旨，主张服饰不必华丽，“惟务洁净”。理学大师朱熹就曾提出，衣冠要“便身”“简易”。这种思潮直接影响到当时人民的人生观、审美观，以致形成宋代独特的艺术形态。从宋代开始，中国人的审美开始认可“初发芙蓉”，并对以后几个朝代的设计产生了影响。西方美学界则认为宋代的艺术（尤其以绘画为特点）走进了一个伟大的误区，追求淡雅朴实，拒绝了错彩艳丽的色调。
由此，当时的服饰一方面显得拘谨守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代士大夫追求的平淡简朴、朴实无华、自然闲适的服饰审美格调。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雅”字。因此，宋代的服装趋于简洁、少装饰，体现其节俭、简朴的特点。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服装的社会伦理功能的重视，中国人穿衣始终保持着一种东方式的矜持，中国服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一种“包”的文化，既不能“显露”体形，更不能随便“裸露”肌肤。
所谓“宽衣博带”，衣服在造型上变化相对平稳，很少有大的起伏。中国人“尊祖”的观念十分浓厚，历朝历代虽然都有服饰革新，改朝换代首先要“易服”，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祖先遗制，特别是对“周礼”（周朝的冠服制度）极为尊崇。在五千年的服装史中，虽然多次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但中原的汉民族文化在不断吸纳异文化精华的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从出土实物、传世绘画和文献记载来分析，不难看出相对物质文化发达的唐代来说，宋代在这个基础上，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更加明显。我们可以发现，唐代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对内对外都采取开明开放的政策，所以袍的色彩丰富多样；宋代领土面积的大量缩小，对外交流尤其是陆上文明的交流相对唐代阻塞了很多，民族成分也相对唐代简单了很多。还有一个原因，宋代是经五代十国的动乱后建立起的王朝，国家政策是以文官治理国家，所以文官阶层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从而其审美情趣等都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国家，具体到袍服的色彩中就是用色的素净、高雅。
三
宋代在官服制度上非常注重保持旧的传统，而且为进一步明确等级界限，官员服装中标识身份等级的饰物比唐代明显增多，而且根据官职的不同而改变。除了用颜色来分别等级高下，高级官员的衣着整体宽松，除朝服外还须配方型曲领；五品以上的官员还要佩带象征地位身份的金、银鱼袋，用以区分贵贱；而低级流外的官吏们的公服则要简单得多，不仅饰物少，衣袖也又窄又细，衫袍的下摆也较短。
佩鱼制度是章服制度中标志等级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个制度始于唐代，盛于中唐至宋，宋以后渐渐消退。佩鱼可能源于战国时期的兵符，主要是用作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一种凭证。兵符有呈虎形、兔形和龟形等。关于改用鱼符，其原因推断有二：其一是取鱼目昼夜不闭，有常备不懈之寓意；其二，可能是取鲤鱼的“鲤”与李谐音的缘故。宋代的佩鱼材质金、银居多，即在袋子上用金、银饰为鱼的形状佩戴在公服之上，系挂在革带之间，垂于身后，以彰显贵贱等级。
公服佩戴的革带也是区分官职的重要标志之一。帝王的革带叫“排方玉带”，把四个方形的玉饰，五个圆形的玉饰嵌在腰带上，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也使用玉带，四品的官员佩戴金饰革带；五品、六品的官员使用黑银饰或犀角饰的革带；一般的文人使用铁脚饰物的腰带。穿戴的时候，  的一面要佩在腰后，因为当时的礼服袖子都非常大，穿这种衣服时，双手一般不能垂下，只能交叉在胸前，否则衣袖就拖在地上了。所以，把  放在腰后不会被大袖挡住，人们从背后就可以识别身份。
赵匡胤第七世孙的赵伯  ，于1216年过世之后，获赠“通议大夫”封号，相当于四品官的头衔，为文官第十阶。那可能只是宗室之胄名义上的特殊福荫，并无实际福禄体现。随葬的素木朝笏以及没有发现鱼袋可以说明，赵伯  是以八品的原职务级别入殓的。
赵伯  及其家族成员多为人中龙凤，马中赤兔。据1993年重修的《黄岩西桥赵氏宗谱》卷七记载：“通议大夫伯  ，字彦涛，子英公六子，生母林氏所出。绍兴元年（按，应为淳熙元年之误）甲午父致仕恩补登仕郎、婺州司户参军，历仕承议郎。绍兴廿五年（1155）乙亥月日时生，嘉定九年（1216）丙子正月十三日卒，寿六十二，赠通议大夫。娶李氏，赠淑人，剡师令宗大女（李氏家族为世名族，衣冠赫奕）……”赵伯  共有六子三女，长子师迟为文林郎，次子师耕为进士，三子师宫为司理参军，四子师乘宣教郎，五子师郢为监举，六子师冶未有头衔记录。其子嗣均有一官半职，荣禄功名，足可光宗耀祖。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赵伯  之父赵子英，字积中，任黄岩县丞，举家从原籍开封南迁黄岩，居于西桥（今桥上街一带），成为黄岩西桥赵氏的始祖。黄岩历史学会会长张永生考证，赵子英升朝议大夫及秘阁修撰，他在黄岩以厚德著称，并在县署建香远楼。其孙赵师夏写有《香远楼记》。
赵子英共有两女六子。第三子伯洙、第四子伯  、第五子伯浒均中进士。黄岩西桥赵氏家族一度较为辉煌。据南宋嘉定《赤城志》、明万历《黄岩县志》、明《赤城新志》所录，南宋时期，西桥赵氏中进士者达28人，可谓“一门廿八进士”。朱熹曾为黄岩西桥赵氏宗祠题：“礼乐诗书科甲第，金枝玉叶帝王家。”连第二孔子朱熹都高眼相看，足见赵氏家族的显赫。
赵氏家族与朱熹的关系非同寻常，有五人师从朱熹。子英的长孙赵师渊（伯淮之子）协助朱熹撰写《资治通鉴纲目》。除了师生与同道外，两家还是姻亲关系，赵师渊的幼弟赵师夏娶朱熹的长孙女（朱塾之女）为妻。《朱子文集》卷69《赵婿亲迎礼大略》等记有此事。
赵师夏天性忠正，反对奸佞专权，毅然弃官返乡，致力学问，协助朱熹撰写《礼书》。据朱熹的女婿黄  （字勉斋）在其《勉斋集》所记，朱熹病故时，《礼书》尚未完稿，是黄岩赵师夏给完成的。
墓主人赵伯  有一事功德，足以千古流芳。据南宋嘉定《赤城志》记：孝友桥“庆元二年（1196）圮于水，县人赵伯  纠合重建，筑为五洞，桥面分五折，取道当中，坎两旁以窍水，翼栏其上，视旧功十倍焉，今但呼西桥。”所谓西桥，就是现在位于黄岩西城街道双江社区横跨西江的五洞桥，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桥在清代有过重修，但格局基本未改，桥身长52米，桥面宽4.4米，每个桥的拱孔跨度8.7米，可供船只往来。桥下为5个大拱孔，石拱券纵联砌筑，远望五洞卧波，起伏有致。桥两头筑有石墩台，桥面曲折起伏，两侧镶嵌石栏板，20根栏杆望柱雕刻精美的倒覆莲纹饰。从望柱的四方形柱身截面来分析，这些栏板构建应该是清代修建的，宋代的柱身截面，多为八角形。据称此桥曾成为浙东南温黄平原桥梁建筑的典范。从庆元二年（1196）到上世纪中叶，长达差不多750年的时间，赵伯  修建的西桥（五洞桥）为西出黄城通往广袤西乡的唯一桥梁。
人过希留名，雁过暂留声。走过西桥，赵伯  身上彬彬衣风所传达的，并非仅仅是数代积淀的皇胄贵族气质，还有凝聚在他身上的那份从善如流的德行魅力。“风生万籁泻金液，风定一颗摩尼圆”（元潘士骥《西桥秋月》）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赵伯  儒雅的背影一直晃动在西江泱泱江水的波纹里，五洞桥气贯如虹，自是黄岩的一抹亮点。世上有多少风物，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何况千年流光，岁月如洗！
芳草萋萋，青山隐隐，黄岩屿头的“何奥之源”，虽然至今尚未找到赵伯  的墓志铭，但这座屹立800年，至今仍为现代人提供通衢之便的五洞桥，又何尝不是赵伯  的墓志铭呢？

开开心心306

古时候的人真讲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