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宋墓出土文物浅析之十二 秀逸幞头

黄岩百晓

赵伯  帽翅残留骨架。

南宋《人物故事图》局部中人物所戴各类幞头。

在宋代，士庶服饰的儒雅化体现在服饰领域的各个方面，而最为鲜明、集中、引人注目的便要推首服的儒雅化了。幞头也称头巾，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至爱，他们各显其能，不拘一格，按照自己的意愿用一块质朴的纱罗在头上裹出许多新颖别致的样式。
一
笔者参与赵伯  遗体实验室考古工作时发现，赵伯  头颅之上须发尚存，规整高耸的发髻尚未松散变形。直径约0.6厘米的束发带从系扎的发髻延伸于额中交叉，再左右绕向耳上颅脑部于后脑勺处扎紧，形成一个与发髻相贯通的头箍。这样的系扎之法没有其他文献相比较。享寿62岁的赵伯  竟然没有一根白发，头发浓密，发髻丰盈。发髻处有条状绢片紧绷缠绕，一条长10厘米，宽3厘米的娟带于发髻根部自然下垂。显然，赵伯  是系扎头巾体面入殓的，经过800年的时间利刃，墓主人尚未受到外力的侵扰，体位规整，须发有致。紧密的发髻似乎刚刚系扎好，依然保持着整洁、儒雅的风度。
除了头巾，赵伯  还佩戴了官帽。官帽的材质多为乌纱，或巾子为里，外罩漆纱，骨架则多为竹子所扎。故而帽子几乎腐朽殆尽，仅仅残留下帽翅的造型铁丝。
既系扎头巾而又戴上官帽，这种戴法叫“重戴”，多为文人雅士所崇尚。据说，“重戴”是仅在宋代才出现的一个独特风尚。
幞头，即“以帕覆首”，将发髻包裹起来，以防尘沙。古人以露髻为非礼，凡出外必裹巾带帽。
幞头是从汉魏流行的方形巾帕中演变出来的一种首服。《释名·释首饰》：“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周礼》规定：士以上的尊者可以戴冠；普通庶民只能裹一块头巾。冠与巾因此被赋予了等级标志。然汉末王公大臣们却对裹幅巾情有独钟。北周时，武帝宇文邕觉得方帕裹头不容易系结，因此就将方形头巾特地裁出四角并加长，系裹时两脚自下而上包覆脑袋后系缚于额顶，另两脚包过前额后自上而下垂于颅后。沈括《梦溪笔谈》载：“幞头一谓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折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
之后，幞头的戴法有了创新。隋朝大业十年（614），吏部尚书牛弘建议在幞头里增加一个衬垫物，既方便包裹且成型后的幞头又显得硬挺美观。这一衬垫物名谓“巾子”，有的用桐木削制，有的用竹篾编织，后外漆成黑色。系裹时，将其首先罩在发髻上，然后在其外包裹绢罗之类的丝织物。所以这时的幞头实际已演变成巾子与包裹其外的幞头的统称。（《彬彬衣风馨千秋》p82）
北宋末期，幞头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男子最为普遍的头上佩戴品。《宣和遗事》前集曰：“是时底王孙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汉，都是子顶背带头巾，窄地长褙子，宽口  、侧面丝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载：“宣政间，人君始巾……至渡江方著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
幞头自北宋末期至南宋朝之所以一直流行，与文人士大夫的倡导是有直接关系的。许多头巾的名字就跟声望较高的文人雅号有关，有些则直接引用名人的名字。如东坡巾、程子巾、华阳巾、山谷巾、高士巾、逍遥巾等。东坡巾相传是苏轼被贬黄州躬耕东坡时所创；程子巾与宋代理学创立人程颐有关；山谷巾相传为山谷道人黄庭坚所首戴；紫阳巾之名来自于朱熹，朱熹居崇安时，厅堂额称“紫阳书堂”，故有朱紫阳之称，后遂泛称读书人所戴之巾谓紫阳巾……这些幞头因与文人士大夫有着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所以风行于世。这种服饰文化现象无疑表现了宋代服饰审美文化对于文人雅士的崇尚和对儒雅风度的喜爱与追求的审美趣尚。譬如士大夫效仿东坡，纷纷顶戴东坡巾。这样的效仿并不一定是东坡巾本身有什么特别迷人之处，而是慕东坡之文名与才气，追求其处逆境却能与清风明月为伴而怡然的儒雅的精神境界。（《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竺小恩）
二
幞头在宋代成为天下通服，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凡男子皆戴。为适应封建礼制的需要，将材质加以改变，分成软硬两种，又将脑后二脚加以改变，以适合人的不同身份，已具等级之别，不再是任何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样式了。
宋代的硬幞头多为官帽，用竹丝、铁丝扎成固定形状，外蒙乌纱上漆，做成可以随意脱戴的幞头帽子。所谓的乌纱帽便出自这里。不像唐代那种以巾帕系裹的软脚幞头，不再以藤草编成巾子为里，外罩漆纱。而专衬木骨，以显平整美观。
宋代，制帽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在首都东京汴梁，宋仁宗时“裁翠纱帽，直一千。至于下俚，耻戴京纱帽。御帽例用京纱，未尝改易也”。由于纱帽的流行，社会需求很大，江南西路的纱帽匠不远千里来到东京专做纱帽生意。当时制帽行业规模很大，如东京“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每五千贯买一个”，甚至成为皇家议婚的对象。除了帽子之外，还有专门制作和经营幞头的店铺，如东京就有李家幞头“天下称善”，是当时制作幞头的名店。南宋临安则有“徐官人幞头”。除此以外，当时人们所戴的冠儿、头巾以及头面装饰之物，也都有专门的店铺经营制作，这在《梦梁录·铺席》中多有记载。（《彬彬衣风馨千秋》p26）
宋代幞头的造型很多，主要体现在两只脚上。《梦溪笔谈》卷一说：“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直脚又名平脚或展脚，即两脚平直向外伸展的幞头。局脚是两脚弯曲的，《东京梦华录》卷九称为卷脚幞头，幞头角向上卷起。交脚是两脚翘起于帽后相交成交叉形的幞头。朝天是两脚自帽后两旁直接翘起而不相交。
《宋史·舆服志》称，天子常服戴折上巾，凡常朝、大宴、便坐皆戴。后之二脚，宋代加长，以防止官员上朝立班时交头接耳。宋代，二脚有不同的交结方法。
“脚”上施花或过度美化，那是伶人（戏曲演员）所戴的演出装扮。所以，除了演出之外，在幞头的脚上施以饰物，是违背历史的。
从宋代绘画、雕塑中可以发现，那些戴硬幞头的人群大多为各级官员，和吃皇粮的技术人员与艺人，以及内侍、宫女、警卫、衙役，差不多是现在所谓体制内的人员，因此，有人把它看作为宋代的“大盖帽”。南宋《人物故事图》可以一睹当时的幞头博览会。
从残留的帽翅骨架形状分析，赵伯  所戴并非包公那样的长翅帽。这种帽子仅适用于朝堂和官场正式活动时佩戴，而赵伯  区区八品芝麻官，恐怕很难有上朝的机会。
三
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服饰还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功能，就是要和穿着者的身份相匹配。儒家讲究等级制度、讲究礼仪，那么等级制度跟礼仪通过什么来体现呢？除了一些规范、仪式以外，就是通过服装了，通过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衣服什么颜色、什么式样来体现，而且穿戴服饰往往把外观的形象跟自己内在的需要联系起来，古人尤其注重自己的仪表。帽子当然更重要，在重要场合，不仅要戴正帽子，戴自己规定能戴的帽子，连帽子的装饰，譬如帽缨都不能散乱。
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子路在一次政变中亲自格斗，本来他的武功很好，格斗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不小心帽缨掉在地上了，他就停止格斗，把自己的帽子戴好、帽缨放齐，就在这个时候，被对手给杀了，成为千古遗恨。有人为此辩论说他当时应该先保命要紧，生命都没有了，还管什么帽缨正不正呢！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在他的《那一刻，谁影响了历史》著作里认为：“在子路的理念里，是宁可死都不愿意损害自己的形象，特别是帽子那么重要的东西。”
要是一个人下定决心在任何场合都不戴帽子，那就意味着他要自绝于社会了。东汉的袁闳，见朝政昏暗，就“散发绝世，欲投迹山林”；唐朝的李白发牢骚，也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黄岩一句方言，“头发解散跟你来”。说的是，他已经不顾一切颜面，要跟你干到底了。
古人遵循礼法，讲究仪表，衣冠楚楚。著名的《百马图》中，连马夫都讲究穿戴。有意思的是，画作其中局部的一个浴马场景。21位正在为宝马洗澡的马夫，或骑于马上，或牵马于岸边，或游于水中。虽然，他们个个身上赤条条的，但每一位都整整齐齐地佩戴着双翅幞头，仅有一位因马儿受惊，导致其幞头落水。
这幅画，让现代的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衣冠习俗，以及古人对于幞头、帽子尤为尊崇的观念。在古人的观念里“贱者不冠”“露髻则为非礼，凡出外必裹巾戴帽”。帽子作为“礼”的象征，成为统治阶级权利和地位的标识。古代冠制也是中国服饰制度之一。
《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中国古代男人在二十岁的时候，会举行冠礼。仪式主要由父亲或是族中长辈给他戴上一顶帽子。举行冠礼，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成人了，可以负起家庭、宗族和国家责任了。冠礼属于“五礼”中的嘉礼，先秦时期，冠礼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享有非常高的地位，被称为“礼之始”，名列“八纲”（冠、婚、丧、祭、射、乡朝、聘）和“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之首，对个人的人生历程有重大影响，对整个社会也有不容低估的影响。
其实，一个人一生最大最有仪式感的事，就是自己的葬礼。“赫赫炎宋，专以孝治”。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孝道，重视送死。宋代的儒家士大夫，大多奉行传统的“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把丧葬看作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认为“孝莫重乎丧”，送死为人之大事。赵伯  入殓之时，上身、下身各穿八重衣物。亲属给予其最大的体面和尊严，让他衣冠楚楚，风光大葬。

瞳孔中V1

好专业，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