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下的宋韵 ——探秘沙埠窑

小前锋

在沙埠窑主持发掘工作的，是“85后”青年考古学者谢西营。

本报记者吴世渊/文 杨 辉/摄

一

大约在1000年前，一个秋日晴天，黄岩县城西南30里路的山村附近，升起了一道浓黑的烟柱。

烟柱底下，是一条“龙窑”。龙身长70多米，沿山坡而建，龙头朝下，龙尾巴高高地翘在山坡上。

龙窑身上，有12扇窑门，可容人进出。龙身两边，还排列着一个个“麟眼洞”，供投入松柴。

龙肚子里，塞满了碗、盏、花瓶、香炉等各色各样瓷器的坯体。它们各自被“匣钵”套装着，以隔绝火焰的熏燎。

此时，窑炉正熊熊燃烧。“麟眼洞”透出来的光，像太阳一般炽热。窑炉边，光着膀子的窑工们，不断往洞里投柴，从白天到黑夜，累了，就找人换班。

烧成，冷却。上万个脆响的、明晃晃的瓷器出窑了。大伙将瓷器打包装箱，搬上船，通过水路，运往黄岩城里去，或者直接驶向出海码头。

龙窑下方，有个工作坊，一条流水线紧张忙碌地工作着。师傅们有的拉坯，有的刻花，有的上釉，又一批瓷坯，即将入窑烧制。

这是一家民营的窑厂，产品物美价廉，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还远销海外。老板今年接到不少订单，窑工们要赶在冬天之前，把订单完成。

事实上，这一带不止这么一家民营窑厂，而是分布着9家窑厂。换句话说，这里是颇具规模的瓷器生产园区。

在北宋中晚期（1023-1127），园区内的窑火最旺，尤其在传统的烧窑季——秋季，9家窑厂同时生产，浓烟弥漫在天空，久久未散去。

然而，到了南宋早期（1127-1164），不知什么原因，当地的窑火尽数熄灭。窑厂倒闭，龙窑也被遗弃，往后数百年的光阴里，被泥土掩盖，从此湮没无闻。

黄岩历代的地方志里，从未提起过这段窑业历史。当地世代居住的百姓，对祖先的烧窑事业，也无太多记忆，只能通过田间地头挖出的瓷器碎片，以及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才依稀可辨当年的盛景。

直到一群考古工作者的到来，这个宋代工业园区的秘密，才逐渐被揭开。他们将园区的遗址命名为黄岩沙埠青瓷窑址群。

二

故事要从1956年说起。

这一年，黄岩秀岭水库动工，过程中，发现了50多座汉六朝的古墓葬。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们，对此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些古墓中，出土了不少瓷器，有专家提出疑问，这些瓷器会不会是就近生产的？

一旁帮工的老乡说，他的老家，沙埠珊溪村一带，漫山遍野都是瓷片，听老人讲，古时候那里就是烧窑的地方。

老乡的一席话，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待秀岭水库的考古发掘完毕后，冯信敖、金祖明等专家来到沙埠，对这一区域的窑址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是，秀岭水库出土的瓷器，并非沙埠制造。因为沙埠的瓷器年代较晚，初步判定为五代或宋朝时期。不过，这次调查也让沙埠窑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在沙埠，两位先生共发现8处窑址，分别为竹家岭、牌坊山、瓦屑堆、金家岙、下山头、双板桥、俞成庙和麻车窑址，并根据器物特征，将其归属于越窑系统。

1958年，黄岩籍考古学家牟永抗在麻车村磁山上，又发现一处窑址。到了1963年，沙埠青瓷窑址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80年代，牟永抗、王明达、任世龙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都对沙埠窑址群进行实地调查。任世龙还将沙埠窑青瓷的特征归纳为，“早期制品多素面，底足为玉璧形浅宽平底，用泥点支烧；后期逐渐流行刻划花装饰，器皿的形制及刻划花纹样技法明显地仿金银器风格”。

在台州本地，也有宋梁、赵安如等文物工作者调查过沙埠窑，并撰写了相关的考古报告与论文。

2019年，沙埠窑升格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同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岩博物馆、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对窑址群内的竹家岭窑址和凤凰山窑址，开始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三

在沙埠窑主持发掘工作的，是“85后”青年考古学者谢西营。他国字脸，戴副眼镜，说话轻声细语，长年的田野作业，让他晒得黝黑。

自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硕士毕业后，他来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头扎进瓷窑址领域，先后到丽水龙泉、慈溪上林湖等地，参与考古发掘。

沙埠的竹家岭窑址，是他这四年来发掘的重点。一年当中，他有200多天蹲守在竹家岭，手执平头铲，与考古技工、民工们一起，小心翼翼地揭露窑址。

2019年，一条规模庞大的龙窑重见天日——就是本文开头所述的那条。它的炉体斜长72.32米，在两宋时期的浙江地区，目前已发掘的窑炉遗迹中，创造了新纪录。

龙窑两边，窑具、瓷片等废品，堆积如山。古人烧窑，一炉中，产品质量良莠不齐。良品拿出去售卖，极少数精品可以卖出高价，残次品和用剩的窑具，就丢弃在一旁。

古人眼中的废品，却是考古工作者眼中的宝贝。谢西营对废品堆积区做了地层解剖，判定竹家岭窑址瓷业始于北宋中期，终于南宋早期。器物产品以青瓷为主，另有少量酱釉和釉下褐彩瓷器。

关于瓷窑址的烧造技术，考古工作者会有个基本的判断：假如一个窑址里，全是瓷片，鲜有窑具，证明成品率很低；反之，窑具多，瓷片少，证明成品率高。竹家岭的窑址，就属于后者，这也说明，当年窑工技术之高超。

同样能证明烧造技术的，还有窑炉的规模。

我们知道，只有达到1200度的高温，瓷坯才能烧制成瓷器。古时没有温度计，全凭窑工师傅用肉眼观测火焰的颜色，以此来掌握火候，这是个经验活。

在慈溪上林湖，用于烧造秘色瓷的龙窑，长度为40多米。沙埠窑的龙窑，长度几近上林湖的两倍。炉体越长，意味着内部温度越不好控制。这也越发表明，沙埠窑的“技术总监”，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四

2021年5月，考古工作者们为这条巨型龙窑遗迹搭建保护棚时，意外地发现，龙窑的西侧，有疑似窑炉窑壁的迹象。

果然，经过数月的发掘，另一条50多米长的龙窑被揭露出来。两条龙窑平行排列，从堆积层来看，西边的龙窑，年代要早于东边这条。

谢西营猜测，可能是当时，瓷器的市场需求变大，西边的窑炉无法满足生产，窑工们便建起了更长、工艺更先进的东边窑炉。

工艺的推陈出新，在沙埠窑出土的瓷器中，也有所体现。在北宋中期的早段，瓷器多为土窑风格，坛坛罐罐，都是素面朝天，并无花纹装饰，釉色呈土黄色或灰色。到了北宋中期的晚段，一大批越窑风格的瓷器出现了，如孔明碗、执壶、多管灯等，并伴随大量的匣钵、垫圈等窑具，在纹饰和釉色上，质量突飞猛进。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谢西营说，这与越窑技术外传有关。北宋中期，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窑业核心区，窑址数量急剧减少。同期，浙江其他地方，却冒出了许多窑址遗存。

当上林湖因为环境恶化、政策改变等因素，不再适合窑业生产，世代以烧窑为生的窑工们，需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改行，要么去外地继续靠手艺谋生。

有一大批窑工，不愿意丢弃老本行，他们离开上林湖，前往浙东、浙南、浙西。沙埠也是落脚点之一，窑工们的到来，提升了当地的烧造技术。

在越窑技术的基础上，沙埠的匠人们，创造出了独特的纹饰。如婴戏纹、鹦鹉纹、凤凰纹等，为沙埠窑之专属，目前国内只此一家。

沙埠窑还出土了一些酱釉瓷器。这种深釉色的瓷器，一般认为是北方定窑的产品，在浙江区域内，此前还从未发现过。酱釉瓷器为何出现在青瓷窑址内？谢西营推测，这或许是南北方窑工们技术交流的产物。

到了北宋中期末段至北宋晚期前段，沙埠窑出现了双面刻划花的瓷器，即内腹刻划花、外腹刻划折扇纹，这是典型的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龙泉窑的纹样。由此可见，沙埠窑在越窑与龙泉窑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五

好了，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宋代沙埠窑的发展历程。

北宋中期，沙埠的窑业开始兴盛。有人在这里建起土窑，烧制一些日常器物。他们制作完瓷坯后，直接放入窑中裸烧，因此产品质量粗劣。

当上林湖的窑业衰落，大量窑工外流，一部分人来到了沙埠。他们发现，这里瓷土丰富，森林茂密，靠近水路——有材料，有燃料，交通便利，简直是天选之地。

于是，他们留在这里，建起了龙窑，用装烧技术来烧制青瓷——将瓷坯装在匣钵里，再入窑烧制，如此一来，瓷坯无法接触空气，氧化不充分，才会形成青釉色。

沙埠的窑工们，能烧制出漂亮的、带花纹的青瓷用品。这些产品进入市场后，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很快一抢而空。

见市场反响热烈，窑工们便扩大生产规模。沙埠的龙窑越建越多，也越建越大。最多时，有九处龙窑同时开烧，俨然成为一个窑业园区。

这些“民营企业”，往往受市场导向，市面上什么产品卖得好，就生产什么。士大夫喜风雅，他们就生产篦划纹、莲瓣纹的杯盏；老百姓期盼吉祥如意、多子多福，他们就生产凤凰纹、婴戏纹的碗盘。

他们时刻观察着市场动态，发现北方的酱釉瓷器销量很好，就与北方的窑工交流经验，回来后，他们也在自家窑炉里烧制酱釉产品。

尽管沙埠窑如此辉煌，在黄岩的地方史料中，却无蛛丝马迹的记载。盖因古人认为，烧窑属于末业，无当大雅，根本不值得记录。以上的叙述，全凭考古专家的考证得来。

沙埠的窑火延续了100多年，在南宋早期渐渐熄灭。关于沙埠窑衰落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团。而民间，则流传着一个“九龙透天”传说。大致说的是，北宋年间，沙埠有陈氏八兄弟，经营着八个窑。然而，每当烧窑时，八个窑炉，升起了九条烟柱。“九”是至尊之数，陈氏兄弟因此引来杀身之祸。朝廷派兵围剿沙埠，八兄弟投河自尽，当地的窑业就此荒废。乡人同情陈氏兄弟，宋代以后，建庙纪念他们。

这个带有演义色彩的故事，具有民俗学上的意义。

六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句宋诗，表达了宋代繁华的海外贸易。

浙江地处沿海，在宋代，即是海外贸易大省，大量的丝绸、瓷器，远销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

那么，沙埠窑有多少产品出口到海外，又流向了哪些国家呢？

金祖明先生在《台州窑新论》中写到，有菲律宾的友人，将该国出土的五件瓷器，赠送给南京博物院作为藏品。他见过这些瓷器的真容，认为从特征看，是沙埠窑的产品。

谢西营则认为，以往对浙江出口的瓷器，大致归为越窑系和龙泉窑系两大类，沙埠窑的产品，北宋中期的风格接近越窑，北宋晚期的风格接近龙泉窑。当专家们到海外参观展览，即便看到了沙埠窑的产品，也仅仅将其归类于越窑系或龙泉窑系产品，而不会深究它们是出自哪个窑口。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相信，未来我们可以绘制出沙埠窑产品在海外的传播路径。”谢西营说。

对于沙埠窑远销海外的问题，不光中国学者在关注，外国的学者也同样在思考。

前不久，我在沙埠采访时，遇到当地居民郑建江。他说，上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友人来到沙埠，手拿地图，带着翻译，在瓷窑址一带调查。

“那会儿，我只有十几岁，见到外国人新奇，就跟着他们一起探访。”郑建江回忆，“日本人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他从上海过来，想溯源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瓷器，就找到了这里。”三四十年过去，老郑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据资料显示，1992年，国家文物局曾组织日本、捷克等5国的古陶瓷专家，专程来浙江考察，其间特意考察了沙埠青瓷窑址。

“我们今天讲宋韵，当然也包含宋代时发达的商业文明，沙埠窑的先人们，所展现的推陈出新、走向世界的精神，值得今人学习与发扬。”谢西营说。

沙埠青瓷是黄岩的一张文旅金名片。如今，黄岩正加快建设沙埠窑考古遗址公园，包括青瓷文创园、青瓷产业园、青瓷文化公园、乐稻乡村公园四大板块。

今年下半年，沙埠镇还将举办国潮宋韵文化节，其间将举行沙埠窑龙窑复烧仪式，让熄灭了800多年的古窑火，重新燃烧起来。

来源：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