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柄古镜：温情用品深埋地下800年

黄岩百晓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灵宝天尊

　　《洛神图》中的扇子


　　黄岩宋墓出土文物系列解读——

　　“事死如事生”，在传统的丧葬观念中，随葬的多为实用器物。铜镜，则是随葬品中最为平常的东西。
　　赵伯澐墓葬中出土的一面铜镜，相比于同时出土的投龙玉璧、水晶环佩及一系列丝绸服饰等文物来说，其考古价值则显得稍逊一筹。这件南宋时最为平常，带有温情的生活用品，深埋阴冷的地下沉睡了800年，我们试图透过它悠远的镜像来窥探如梦似幻的前世今生。
　　这是一面带柄圆镜，直径13厘米，通长24厘米，柄宽2.3厘米，厚0.5厘米，重约402克，青铜质地。出土之时，铜镜通体锈蚀，镜面斑驳，不易照容，但整体器形依然完好。镜缘和柄部均无任何装饰的刻画和饰品，总体上看铜镜略显大方朴素。 　　1 　　宋镜中写实的精品之作 　　一幅活脱脱的神仙图，是以镜缘稍里的同心圈为边线组成的圆形画面。其整体布局精美大方，主题突出，是宋镜中写实的精品之作。尤其铁线描的手法和人物神韵，让人直接联想到曾被徐悲鸿收藏的，著名的白描名画《八十七神仙卷》。广襦宽袖，临风而动，神理清华，仿佛这镜子中的神仙，原本就是和八十七位神仙们一道行列，从同一个天国的云端款款走来。
　　镜面彼时的喜怒哀乐，活色生香早已难现往日迷离的背影。反倒是它的背面，留下了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刻画。三位人物所画的衣褶，行笔纤茂，飘举飞动，确有“吴带当风”的神韵。
　　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的这面铜镜上的人物线条笔法，可否为南宋白描绘画研究提供一个有效佐证呢？！铜镜上的人物线条清晰，气韵流畅，人物布局安排也较匀称雍容。尤其用笔圆熟，多用游丝、铁笔描，没有提顿之笔，好似流畅圆润的“莼菜条”，富于蕴藉之感。笔者在念高中时，曾数次临摹过此卷，认为这些特征都十分接近于《八十七神仙卷》的笔法，也就是充满活力的“吴带当风”；而《朝元仙仗图》的衣纹笔法，则流利壮健，有提捺，似顿挫有致的“兰叶描”，元神丰盈，光墨淋漓，富于了流动之感。其实，线条的运用只是表象，人物画的神韵还在于对物像、韵律的不同理解，差异仅仅在于笔墨的功力及对艺术的感受上了。
　　2
　　铜镜上的神仙人物是何方神圣
　　这面铜镜上的神仙人物，究竟是何方神圣？纵观手拿如意的神仙，除了普贤菩萨和财神以外，画中之人的装束打扮与上清灵宝天尊十分地相近。此天尊和玉清元始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一起并称为“三清”，指的是三清仙境的三位尊神，为道教中的三位至高之神。传统的灵宝天尊多为坐相，尚未找到站相与之相比较。因而，在没有确切考证之前，我们还是暂且给他取名为“如意仙人”吧。
　　从衣着装扮和手中的器物来判断，画面题材应该与道教神仙有关。比如，“如意仙人”的头上所佩戴的是，高贵优雅的类似于道家的莲花冠。这样的发髻头饰与《八十七神仙卷》中一位神仙所戴的样式十分相近。“如意仙人”身着的衣服袖长随身，非常符合道袍“袖宽一尺八寸，长随身”的特点。其袍服下摆前面还配有宽大华贵的佩绶，可见其身份的不一般。佩绶，最早是古代穿冕服时与之相配的佩垂饰物，由佩玉和组绶组成。它的作用不仅仅固定服装，还体现了等级尊卑的显著特征。《宋史·舆服志》记载：“至于绶，则乘舆及皇太子以织成，诸臣用锦为之。”宋代的时候，绶被改用为织锦，故亦称之“锦绶”。还有，画中人所穿的是一双肥阔端庄、美观大方的“云履”。是汉服男鞋中的传统靴鞋，因履头为云头如意形而名。仙人手中所持的如意，也是道家的法器。这样的行头作派成就这位惊为天人、颜值爆表的神仙，跟《八十七神仙卷》里的男神并无二致。综合服饰装束的几个特点分析，镜子背面所画的应为道教的题材。中国道家一成不变地秉承着黄帝所制的衣冠样式，也就是着汉服，充分体现着道家“不与俗移”、“不异服”的特立独行的人格。
　　画中两位稍稍置于“如意仙人”身后，微微相对而立的仙子，她们的服饰也与《八十七神仙卷》上的仙子极为相似。左侧的仙子双手端着一只圆盘状的东西；右侧的仙子双手左高右低持有一把带柄的类似羽扇的东西，它跟东晋顾恺之的《洛神图》（南宋摹本，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中的羽扇相似。这种人物布局和手持的供养、仪仗之物，主要是为了烘托“如意仙人”的尊崇地位。画的边缘部分还绘有竹篁、树木，着意映衬山中美妙超然的景致，道骨仙风之气氤氲了整个画面。
　　在道教盛行的宋代，崇尚神仙迷信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习俗。谶纬之学的影响之下，天尊、真人等神祗成为必然的题材，搬上了人们的生活用品之中。可以想象，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赵伯澐手持此镜，照见自己俊朗的面容一番自恋之后，应该常常随手翻转到镜子的背面来，欣赏欣赏飘然出尘、无风自舞的天尊、仙子。此时，他的思绪一定会飘向霞蔚云涌的天国神界。  　　3
　　从价值连城到
　　进入寻常百姓家
　　带柄铜镜的生产盛于宋代，它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古代铜镜一向以钮系悬挂的习惯，是铜镜形制上一次重大的革新，成为宋镜一大特色。以手持镜，镜随人行，映照整容，方便随意，它适应了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人文礼仪交往的需求。
　　浇铸一面青铜镜工艺相当复杂，古代铜镜就曾经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其价格之高，是常人难以接受的。到了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达，铜镜的产量大大进步，其价格也急剧下降，铜镜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此时，铜镜廉价到按斤买卖，甚至低至200文钱一斤。宋代铜镜多产于湖州、成都、抚州等地。北宋后期，湖州镜开始流行，成为南宋铜镜的典型代表，倾销全国。南宋朝廷曾一度在湖州等地设立铸鉴局等官方机构来管理铜镜的铸造。
　　重实用不重纹饰是南宋镜的最大特点，除了名号，没有任何纹饰的镜商标铭文镜极为流行。那时，铜镜背面就出现了“广告”，合川猴清庙遗址出土一面铜镜，其背面印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的字样，可以看出那时的产品已经标注生产商了。所谓“照子”，就是镜子。宋时，因避讳宋太祖赵敬的名讳，一律将“镜”字改为“照”或“鉴”，那时候的镜子就叫“照子”或“铜鉴”。
　　现代人对于铜镜的收藏，看重的是它背面纹饰的文化价值，对于商周时就抛光可鉴的技术却知之甚少。春秋战国的《考工记》，载有铜镜生产的合金比例。湖北鄂州博物馆曾按照金属成分的配比，铸造打磨出铜镜。其照人的清晰度不亚于当代的玻璃镜。几乎所有的古代铜镜其镜面都是光素的，黄岩博物馆则收藏有五面镜面刻有佛教神像、用作供养的宋代铜镜，实属罕见。  

来源：台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