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戏里面与你相会（原文选自《意林》）

禅樾堂主

祖父年轻时，曾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拉黄包车讨生活。那时他已经娶了我祖母，却不知怎么一个人跑到上海。动乱年代，家乡闹饥荒，祖母看着饿得面黄肌瘦的我父亲，狠狠心，把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我父亲，塞到一条去上海的船上，托人带去上海找祖父。
　　
祖父那时是戏迷，辛苦拉车挣来的钱几乎全扔进戏院里。到了大上海的父亲跟着祖父，没有预想中的饱肚子。戏台上水粉一片，花红柳绿。戏台下，卖油饼的提着篮子，挨个叫卖，那香味儿，把父亲小小的心缠绕了又缠绕。父亲眼巴巴地看着油饼，拽着祖父的衣袖叫：“爹，我饿。”
　　
祖父两眼仍紧紧盯着台上，在他的眼里，映着一个水粉世界的花红柳绿，哪里顾得了尘世的饥饿愁苦，他哄父亲：“乖，好好听戏就不饿了。”
　　
父亲最终没能忍得了饿，跑回乡下的祖母身边。走时祖父也不曾挽留，向别人借了钱，买了十个油饼揣在父亲身上，就让他跟一个回乡的老乡走了。
　　
祖父就这样一个人呆在上海，乡下的家他不去想，完全沉醉在戏里。祖母带着一帮孩子，吃尽苦头。给他写家书，说乡下日子很难。祖父回信说，挨挨就过去了。如此的不负责任，让祖母一想起就泪落如雨。
　　
祖母是怨祖父的，那种怨里甚至带了恨。我有记忆时，祖父早已从上海回到乡下来了，和我们一家子一起过，但他还是喜欢热闹。乡下热闹少，偶尔也有演戏的过来，却唱得粗糙，只穿着家常衣裳，在戏台上“咿咿呀呀”。祖父全然不顾祖母的骂，追了去看，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他会跟我们描述当年大上海戏院的景象：“那些唱腔做功，才叫好啊！”祖母在一边听见，气不打一处来，张嘴就骂：“死老头子，你就知道你一人快活！”祖父便停了话题，讪讪地笑。
　　
并不曾留意，祖父和祖母之间什么时候变得亲密起来。我外出求学，离家远去，偶尔回家，总看到两个老人一同忙着：一个择菜，一个必扫地；一个上灶，一个必烧火。最有趣的是他们之间的称呼全变了，祖母不再叫祖父是“死老头子”，而是称他“爹爹”，祖父则称祖母“奶奶”。
　　
我工作后，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祖父买了台“红灯牌”收音机。祖父欢喜得很，整天捧在手上，听里面的人唱戏。祖父喜欢的是京剧，祖母喜欢的却是越剧，祖父竟舍了自己的喜欢，跟祖母听越剧。什么时候什么台播越剧，他们比谁都清楚。一到播放时间，两人就搬了凳子，紧挨到一起听。收音机里，祝英台在唱“观音大士媒来做啊，我与你梁兄来拜堂。”梁山伯生气了，回：“贤弟越说越荒唐，两个男子怎拜堂？”我祖母听到这儿，跺脚叹，连声说：“傻子傻子，她是女的扮的呀！”祖父在一边笑呵呵地看她。那样的画面，很和谐，很柔软。
　　
是的，除了柔软，我想不出用别的词来形容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两人的眉眼里有了相似的东西，是大浪淘尽后的安宁，曾经的怨恨早已消失。亲人间，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他们成了相依为命的人。祖母偶尔去亲戚家呆一两天，祖父必在门口一日数回望，望不回，就马上追了去，直到缠着祖母回家来。
　　
老了的祖父对祖母很依恋，亦很爱，一生的爱仿佛这时才觉醒了。他会走上大半天的路，只为去买祖母喜欢吃的薄荷糖。他也给祖母买新鞋或新衣裳，尺寸竟是不大不小正好。温暖的冬阳下，他们一起做老衣，绸缎的料子上面息着绛色的花朵。祖母说：“爹爹，这料子好啊。”祖父回应：“是啊，奶奶，这料子好啊。”他们一起用手摩挲着布料，神态安详且满足。满世界的太阳光，小绒毛似的，静静飘落。
　　
祖母去世得很突然，下午还好好的，还和祖父一起给一只羊喂草，可到了晚上，她说头晕，人就倒下去了，再没醒过来。祖父一直拉着她的手，大家硬把他拉开，给祖母换上老衣，祖父这才惊醒过来，他哭叫一声：“奶奶，你不要丢下我走啊！”人就整个跪下去了，伏到地上，拼命朝躺着的祖母磕头，头磕破了，还是磕，眼泪成串成串地流，只是再没有话。
　　
祖母火化后，祖父变得沉默了，整天呆呆地坐着，对着一处看。只有到吃饭时，他才醒悟过来似的，蹒跚着去，先盛一碗饭，摆到祖母的遗像前，叫道：“奶奶，吃饭啦。”然后守在一边等，仿佛那边正在吃他递给她的饭。估计那边的祖母吃得差不多了，他会说：“奶奶，我收碗啦。”然后把祖母遗像前的饭端走，自己吃掉。给他另盛饭，他不肯吃，说：“我帮奶奶吃剩饭碗呢。”
　　
我回家，从没跟我提过要求的祖父，却要我给他买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因为原来的那台已经坏了。他以为只有这样的收音机里才会时时有戏听。
　　
我没找到要买的“红灯牌”收音机，因为那种牌子的收音机早被淘汰了。我给祖父买了一款新式的，效果相当好。我帮祖父搜索到唱戏的台，比画着告诉祖父有戏可听。祖父看懂我的手势，一把接过收音机，紧紧抱进怀里，有失而复得的欢喜。他不停地抚摸着收音机，褶皱如核桃的脸上，慢慢现出笑来。他喃喃地说：“奶奶啊，有戏听喽，好听哦。”他的眼神渐渐变得迷离、幽远、沉醉。那里，戏正唱得热闹，他在戏里面，与祖母相会。
　　
九十岁高龄的祖父，这时，其实耳聋已经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