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逸史 新桥乡的减租斗争

乘风

新桥乡位于黄岩东南部，设乡制于清末宣统二年。这里地处温黄平原，水网密布，气候温和，是个鱼米之乡。1928年夏秋之间，中共黄岩县委在这里发动了黄岩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减租斗争。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新桥乡大部分农民别无生计，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生。每年坐享其成的地主，要得收获量的七成，而含辛茹苦的佃户却只得三成，长期过着饥寒交迫、贫困潦倒的悲惨生活。那时，在新桥、路桥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穷人头上两把刀：

租税重、利息高；

穷人面前三条路：

逃荒、上吊、坐监牢。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减轻佃农的生活疾苦，提出了“限制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占50%)和“减原租25%”的主张。当时由于北伐战争和政治上的某种需要，国民党于当年10月规定了“减轻佃农田租25%”。

1927年，国民党浙江省、黄岩县党政当局公开声称按照“本党既定政策”,“实行‘二五’减租”，并制订了佃农缴租条例和佃业纠纷仲裁条例。纯朴善良的佃农们日想夜盼，直到早稻登场减租文告仍未发出；晚季虽然发出布告，但因地主们的顽固阻挠，也未实施。广大佃农空喜一场,大失所望。

1928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派共青团省委书记曹晓时来到黄岩，在新桥乡蒋僧桥村召开了黄岩全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建立了首届党、团黄岩县委。6月下旬，由中共浙江省委浙南特派员管容德主持，在路桥三桥刘家祠堂召开了黄岩党、团县委联席会议，研究布置在东南乡发动抗租运动。

转眼到了7月，小暑节气将临，原来绿油油的早稻已经一片金黄。中共黄岩县委委员林泗斋，以县党部农民协会总干事的合法身份回到佃农多、地租重的家乡田际和蒋僧桥周围一带，一方面动员开明绅士带头执行“二五”减租法令，一方面和县委委员、蒋僧桥支部书记戴大夫，秘密组织以贫苦佃农为主体、地下党团员为核心的骨干队伍，号召大家把广大佃农发动起来，为实现“二五”减租而团结奋斗。戴大夫还组织了十来个党团员，分成四组，每组三人，一夜之间将减租标语、布告贴到了南至泽国，北至界牌，东至新桥管，西至横山头的路廊、街头，有的还贴在地主家的大门上。

经过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二五”减租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广为传播。从此，在黄岩东南乡点燃了减租运动的熊熊烈火。

一天夜晚，林泗斋又在一条小木船上召开各村支书会议，研究群众发动情况。他根据大家意见，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在三娘庙举行群众大会，然后进城请愿游行，要求当局贯彻“二五”减租法令。不料，队伍刚刚准备出发，忽接王宝珩派人送来情报：黄岩当局接到地主密报，已令军警在小南门严阵以待。林泗斋为了避免群众伤亡，将请愿队伍就地解散。

三娘庙的群众集会，对东南乡的震动非同一般，一些土豪劣绅对林泗斋恨之入骨，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7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林泗斋在田际家中被捕，后被解入宁波监狱。有个人称“铁公鸡”的地主林福照三，幸灾乐祸地威胁他的佃户们说：“林泗斋搞减租坐了大牢，还有不怕蹲班房的就来减吧！”

眼看万顷早稻已经熟透，千家万户准备开镰收割，林福照三气焰囂张，不按老法（三七分成）交租就不准佃户开镰。戴大夫得知这一情况，组织了蒋孔森、蒋孔桂、蒋孔新、戴贤吉、林法梅等，一夜之间把租给蒋孔森的田里的稻穗全部捋光。第二天，林福照三见到一片无穗稻秆在风里摇摇晃晃，气得他脸色铁青,吼叫着对蒋孔森说：“我要把田收回另租！”蒋孔森指着在场的佃户们说：“我们穷人商量过了，要收田你就收吧，我们准备把几畚箕碎玻璃倒在你的田里，叫谁也种不成！”贪心的地主感到收回田后再无人肯租，几亩稻田白白荒芜很不合算，只得答应佃户条件，按照规定“二五”减租。

自从给林福照三这个“出头椽子”以小小的惩罚后，蒋僧桥和田际一带的其他地主，感到团结起来的农民力量可畏，以及在金大田村开明绅士金毅成等带头减租的影响下，一般也都愿意执行“二五”减租，或者改为“四六”(地主四成、佃户六成)分成了。后来一直实行到黄岩解放。

在戴大夫领导减租运动的同时，国民党路桥区党部常务委员、中共党员黄雷等人，亦在路桥镇以北地区(现椒江区洪家兆桥村)，掀起了减租浪潮。他们在龙潭岙的毓龙宫(安定庙)召开农民大会，参加者有数百人。黄雷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决实现“二五”减租。会后，各村农民齐心协力，团结斗争，在龙潭岙、祝昌、兆桥等地，“二五”减租都陆续得到实现。

来源：台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