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官员出差如何报销？ 从档案馆解密温岭县长差旅费报告单

乘风

温岭县政府出差旅费报告单

出差行程记录

油烛洋火发票

    台州档案

    那时候的省会临时设在丽水云和
    夏高阳，据《温岭民国组织简史》记载，他在温岭当县长任上是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三十二年（1943年）五月十八日，夏高阳县长的这次出差，是1943年1月16日至2月22日，历时一个多月。从案卷中可知，当时，他去丽水云和出差，是参加全省行政会议，因为这个时候的浙江省临时省会在云和。
    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一书中，回忆了省政府在云和的旧事，他这样写道：“所谓云和县城，只是一个四百数十家住户的村镇，连一座土围墙都没有，更谈不上坚城了。现在成了临时省会，迁居来此的公务员及眷属，要比土著的人口多得好几倍。吃的用的，都成了问题，住更是发生极大的困难，城郭附近村落的破祠堂烂庙宇，就是省会机关办公的地方，人民的灰房毛房，也都修成职员的住所，当三十一年敌人压迫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敌人大肆宣传，说我们在山里吃草根树皮，不久就都要饿死了。可是我们在这里已好好的活过了三个整年。”“云和作了临时省会，虽然增加当地人民许多的负担，或带给他们许多的苦难，但同时也助长它很多的进步。政府在这里建筑了一个水力电厂，使这十几方里以内黑暗的农村，放了光明，开办了几所设备相当完备的学校和医院，使附近的儿童与人民，获得较为丰富的知识，与减少疾病死亡的痛苦，无形中把这里的文化程度，至少提高了几十年，我们还在这里建筑了一座民族复兴馆，作为将来回杭以后的永久纪念。”
    三人出差省会一个多月
    共报销差旅费5509.50元
    案卷中，有一张出差人县长夏高阳自书的清单，清清楚楚地列出了此次出差的行程：
    1月16日，由县至大溪镇。
    1月17日，由大溪至东山埠。
    1月18日，由东山埠至虹桥。
    1月19日，由虹桥至永嘉。
    1月20日至23日，因公在永嘉。
    1月24日，由永嘉雇长船。
    1月25日至1月28日，在船中。
    1月29日，碧湖上船雇人力车直达云和。
    1月30日，向大会报到，并雇佣书记二名整理提案及（下面因纸残缺不清楚了）。
    1月31日，继续整理。
    2月1日至7日，开会。
    2月8日，赴民政厅晋谒阮厅长。
    2月9日，赴粮政局晋询徐局长。
    2月10日，晋询主席。
    2月11日，准备返县。
    2月12日，雇人力车至碧湖。
    2月13日，由碧湖雇船。
    2月14日至16日，在船中。
    2月17日，到永嘉上岸，宿于公园饭店。
    2月19日，在永嘉公干。（笔者按：18日未记）
    2月20日，由永嘉搭船至馆，夜宿虹桥。
    2月21日，由虹桥雇轿至大荆。
    2月22日，返县。
    从清单中可以看出，这次全省行政会议，实际开会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不过，因为那时候交通不便，要坐轿、雇船、雇人力车等，颇费周折，因此在往来途中就费去了许多时间（如回程就花了十天时间，包括在温州公干）。而从案卷中其他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夏高阳县长出差，只随带了勤务两名，也没有带书记员，到云和后，才临时雇佣了两名书记整理提案等内容。会议结束后，也没有马上返回温岭，而是借开会之机，先后晋询了上司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和粮政局徐局长、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等人，借以增进感情吧。
    此次出差的具体各项费用，案卷中都有发票、账单等记载，从发票中可以知，夏高阳县长往来中两次宿在温州，都是住在温州公园饭店，第一次，从1943年1月19日至23日，共四天，膳宿费花了133元，这里面，单纯的住宿费是17元一晚，共68元，不过加上各种杂费（包括外加一人杂费、客饭费、租被费、奉准增加大酒资一成、旅客一成捐等，共计国币133.6元。账单上，部分数字是用柴爿码记的，包括住宿费的单价等，而总额等数字则用大写数字记载。
    而从2月16日至19日（账单上原文如此，而从夏高阳自书登记行程上看，应当是17日至19日）这三天，住宿费则每天需34元，翻了一倍，也许是将两位勤务的住宿费也开在一起吧，总额也只有126.9元。其中《温岭县政府出差旅费报告单》上记载，第二次在温州期间，花了轿车费12元。
    还有一张是云和许茂生旅馆的膳宿发票（上边注明地址是“汽车站对面”），上面写着：“第六号房金国币拾柒元陆角，炒年糕二大盘计国币叁拾贰元，菜饭共计国币拾捌元。温岭县政府台升，元月廿九日”，另有另一旅馆的住宿发票，打的也是条子，写着“十一号十二房金共计国币拾元正，温岭县政府台照，卅二一（下面残缺）”等字样。
    其他的具体费用，还有，出发时，从温岭县城到大溪镇，是雇佣轿夫扛轿去的，花了轿费60元，其中膳费24元，住宿费6元，以后几天均相同，或许是按出差标准就是如此吧。由大溪至乐清东山埠，也是扛轿去的，花了轿费80元。由东山埠至虹桥，花了轿费25元。从温州至碧湖，从船走的，花了国币500元，船夫为陈大新、陈正郎、尤二璜两人，另外，夏高阳还犒赏了他们国币100元（另有一程也犒赏了另外三位船夫酒钱若干元，因纸残缺看不出来。）回程，从虹桥至大荆，轿夫为田康生、方正明两人，轿费为100元，大荆至温岭城内，轿夫为金法洪、洪天中，轿费为80元。另外还有2月12日开具的铅印的“浙江省驿运管理处普通运输通行联单”和“浙江省驿运管理处征收船舶管理费收据联”。
    其他报销的费用，还包括雇用临时书记员的费用，其中一张领款单上这样写道：“今领到夏县长发给临时雇用薪金国币叁佰元。此据。具领人临时书记钟（下面纸残缺空缺）”。还有从顺泰昌杂货行购买文具的发票，上书“发奉（这两个字用红戳盖印）”，购买的文具，包括毛边纸弍刀，毛笔二支，还有油墨、墨、十行纸、铅笔、复写纸、回形针，总计509元，账单上还贴有印花税票3张共6分。有从“陈同兴”购买油烛和洋火（火柴）的发票，上书“发奉油烛壹佰元洋火三盒，计币壹佰�×�元。台升。收讫。一月卅日”，账单上也贴有印花税票3张共6分，从账单上可知，当时的洋火为2元钱一盒。还有一张账单，是一家叫“万源”的商店开具的洋油发票，花了80元，印花税票2张共4分。与温州公园饭店的发票一样，这些发票上货品单价，也都使用的是柴爿码。
    这些发票单据上，都盖有刻有“温岭县政府夏任、付讫”字样的蓝戳及经手人梁振华的印章。
    总结一下，此次夏高阳县长带着两名勤务人员三人出差，前后30多天，共报销差旅费5509.50元，看起来还是比较节约的。
    刊登启事“如有招宴，一概不赴”
    至于夏高阳(1913-1996)其人，据《小港镇志》记载，他是宁波鄞县（今鄞州）江南夏渡岙人，字德弘，又名韦白，1913年生。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农工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病故于上海。夏高阳在学生时代就富有爱国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中法学堂积极参加筹建“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后从军。在龙游抗日游击训练班任教官时，在报上发表《东南抗战十策》一文，引起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注意，1938年9月被任命为诸暨县县长。在任职期间颇有建树，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惩治破坏联合抗日的特务分子，支持共产党和农会推行“二五减租”，积极兴修水利，禁止赌博，深得民心。1939年3月31日，周恩来应邀在诸暨枫桥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团结抗日的演讲，夏亲自迎送和做保卫工作。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底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当时在中苏文协工作的夏高阳，积极参与和参加迎接中共代表团的鸡尾酒会，得到周恩来的称赞。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参加农工民主党地下组织，任农工党华东局委员，参加与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护送一些教授、笔者、音乐家去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配合中共搞策反工作。1948年曾在杭州与农工党李士豪一道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1949年后，参加农工党上海市委领导工作。
    夏高阳对文艺亦有广泛爱好，工古诗词，任上海诗词协会副会长。他在赠老友镇海书画家蒋思豫的一首五律云：“斯人襟袍远，卜宅避尘嚣。门迎宝山日，楼听沧海潮。性情寄铁笔，书画领风骚。我亦囹圄客，无才愧对筲”。（以上为镇志内容）
    夏高阳在温岭任上的政绩，笔者还不是很清楚，只知其在温岭县长任上，还曾兼任温岭中学校长。据《浙江省温岭中学校志(1948-2008)》记载，1941年7月，徐赞谟校长为发展教育计呈准添设高中一班，遂改为温岭县立中学(省教育厅于11月立案照准)，为温岭县第一所完全中学。夏高阳县长主持筹募七万国币作为基金，进行立案圈地花山，拟另建新舍以为百年树人之基。1942年7月，夏高阳县长兼任温岭县中校长，而以县府秘书李树德为副校长兼中学部主任即教务长。温岭中学原来的校歌，歌词作者即为夏高阳。笔者还在当时的报纸上，看到过夏高阳县长刊登的启事，原文如下：“夏高阳启事，本府及骈枝机关同仁，为履行节约，自即日起谢绝应酬，如有招宴，一概不赴，特此启白诸希公鉴鉴（笔者按，原文如此，或许有误排之赘字）。”看来，他还是比较注意廉政建设的。
    [注]柴爿码，民国时在商界通行的一种记数方法，以〡 〢 〣 〤 〥 〦 〧 〨 〩 十分别代表1至10这个数字。

来源：台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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