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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中学内的仰山堂
《杜清献公文集》
台传媒记者吴世渊/文 林 慧/摄
一
1789年,是清乾隆五十四年,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晚期。这一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二是法国大革命爆发。
大历史,不是本文要讲述的。让我们把镜头对准浙东小县城黄岩:也是在这一年春天,黄岩城东双桂巷,一家书院落成了。
黄岩县城东北柏树巷,原有一座樊川书院,被改建成使节行馆,即地方的国有宾馆。原本在此读书的学子们,面临无学可上的问题。于是,县令路邵在双桂巷创办了一所“萃华书院”。
萃华,即汇聚英华。在路知县看来,这座“东揖丹峰之翠,西含岱山之英,南则委羽献灵,北则苍溪拱秀”的书院,占尽风水,想必能英才辈出。
书院有讲堂五间,称为仰山堂,左右各有十间小屋当书舍,东边有厨房,西边是宾兴祠。时任浙江巡抚觉罗吉庆为该书院作碑记:“会稽东部,先贤所憩。讲学岩疆,余风未替。爰有书堂,川流泌泌。旧址频移,溯源则一。”
萃华书院的首任山长,因史料缺失,难觅其人。我们目前已知最早的山长,是临海人蒋履。他中过举人,当过福建南平、德化两地知县,著有《蔚霞堂诗稿》10卷。
有多位名士执教于萃华书院。如李飞英,道光元年(1821)举人,师从戚学标,诗书双绝,主讲于萃华书院有9年时间,著有《古史通记》等。再如黄濬,道光二年(1822)进士,曾任署南安府同知,与林则徐为好友,人称其诗“为吾台当朝第一”,道光二十六年(1846)还乡后,主讲萃华书院。
然而,1861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黄岩,兵荒马乱中,萃华书院毁于战火。
6年后,也就是1867年,黄岩知县陈宝善托付乡绅王葆初捐资,在萃华书院原址重建书院。为纪念南宋一代贤相杜范(谥号清献),新书院改名为“清献书院”——这便是黄岩中学的前身。
次年,江苏吴县人孙憙任黄岩知县。他重视教育,认为为官一任,应当“以仰副国家振育人才之至意”。他在任的五年期间,“黄之书院起废肇兴者益以十数”,又令“居城乡市镇皆设塾”,如此推广基础教育,使得“弦调之声达于里巷”。
清献书院也在孙憙的主持下,增建讲堂(仰山堂)及东西精舍。孙知县还亲手为书院作训词:“从容而不后事,急遽而不失容,脱略而不疏忽,简静而不凉薄,率真而不鄙俚,温润而不脂韦,光明而不浮浅,沉潜而不阴险,严毅而不苛刻,周布而不烦碎,权变而不谲诈,精明而不尖刻,亦可以为成人矣。”——以此作为学子们为人处世的准则。
二
有这样一位学究,在萃华书院读过书,后来担任清献书院的山长,为书院乃至黄岩教育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叫王棻。
道光八年(1828),王棻生于黄岩东郊柔桥一户书香门第。父亲王维祺,是县里的一等秀才。王棻少年时,受儒学启蒙,跟随文士吴素吾读书,开始写诗作文,并考中生员。
15岁那年,王棻入澄江书院读书。彼时,中英鸦片战争过后,确立五港通商,大量西方思想涌入这片古老的国度。这对于读惯“夫子之学”的知识分子而言,不亚于当头棒喝。无数人扪心自问:儒学还有用吗?
王棻是儒学的忠实信徒。他与书院同学交谈时,依旧讲儒家经世学说,同学们都笑话他。纵观王棻一生,他几乎都是在“闭口不谈天下事,潜心唯读圣贤书”中度过的。
其实,王棻并非“老顽固”,或是抵触西学。相反,他对西方传来的知识有着清醒认识。在《耐圃感怀》第二首中,他写道:“西人绝艺与天通,天下群英拜下风。欲取声光电化学,坐收格致治平功。”他直接将声、光、电、化学等科技名词写入诗里,并对西方文明赞叹有加。在西学东渐的大势下,他仍然固守儒学,这应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道光三十年(1850),王棻就读于萃华书院。两年后,因家道中落,24岁的他开始在舅舅夏玉生家教书,这一教就是一辈子的“夫子”。他先后在台州、处州、温州、南昌等地的十所书院担任过山长。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王棻注重德行教育,“以道德为志圣贤也,以功业志者豪杰也”,要求学子保持文士的气节。同时,他提倡新思想、新观念,认为“学者好是古,非必古胜今”,他的学生黄方庆就精于中西算法,著有数学著作。
王棻有十四字的教育理念:“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滨海变邹鲁。”意思是要让学生亲近许慎、郑玄、程颢、程颐、朱熹等先贤,使得黄岩变成“小邹鲁”。他执掌黄岩清献书院、九峰书院、文达书院期间,确实令乡邑文风复苏。
光绪十八年(1892),少时就读清献书院的牟育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求学清献学院的喻长霖考中榜眼,他是黄岩历史上科举取得最高功名的人。
喻长霖这样评价恩师王棻:“先生生平澹于荣利,读书著述以外,无他嗜好。”王棻一生著有《台学统》100卷,《经说偶存》《台献疑年录》《柔桥文钞》等,还主持编纂了《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杭州府志(稿)》《赤城志校注》等地方志。他所编府县志历来备受推崇,梁启超就称之为“清代方志之佳构”。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棻在家中病逝,终年71岁,葬于黄岩江口东岙村一座小山上。他的墓前,刻有一副楹联——“言行师表垂万世,史志文章冠晚清”,横批“功业长存”,可谓是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
三
晚清以降,民主与科学之潮,浩浩汤汤,有谁能阻挡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近代大学者、主讲清献书院的王舟瑶,将书院改为中学堂,并推举邑人江青为监督,主持校政。由此,清献中学堂成为台州最早的新式中学堂。
书院时代结束,学校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学生们除国学外,也开始修习英语、地理、物理、化学、算学等课程。
同年,王舟瑶还与喻长霖一起,在黄岩县城文昌祠创立“黄岩公学”,课程设有数学与科学,这是近代黄岩最早的小学。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子学制”。这一年,清献中学堂改名为清献中学校,只招男生。直至1936年,学校才开始招收女生。
新学堂里的学子,总是头脑开阔,有着主人翁的精神。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站到了舞台中央。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如火山一般爆发。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游行示威。8位台州籍学生参与运动,其中,周炳琳、牟振飞为清献中学校毕业生。周炳琳时任北京大学临时评议会评议长,为学生领袖之一。
在火烧“赵家楼”后,警察出动,逮捕了一批学生。其中就包括牟振飞、陈宏勋(天台人)、孙德忠(天台人)等三位台州籍学生。在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及社会各界的营救下,5月6日,学生们获释出狱。
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在台州传开了。为了响应北京学界,清献中学校师生联合黄岩城关的紫阳小学、璇珠小学、崇仁女校的师生,上街集会游行。清献中学校的学生蒋之东,散发一张《请救中国可危时局》传单,写道:“呜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山河破碎。志士伤心……”这张传单,至今收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字里行间的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1919年11月28日,周炳琳在《少年世界》上发表《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文。他写到:
“五四运动虽是感情的冲动,然而事后觅根据,觉得这种举动很合于理性。理性的根据一到手,勇气陡然增涨,不但消极方面任你政府用怎样的高压手段屈服我不了,而且积极方面谋蓄的改造与新的创造。”他认为,“五四是北京学生思想变迁的大关键”。
四
1923年,清献中学校改名为“黄岩县立中学校”。这年3月,维新变法发起人康有为到黄岩访友,夜宿该学校。
4月,鲁迅挚友、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崔真吾到校任英文教员,在学生中介绍共产主义学说。在他指导下,学生管启宇等人创办了“共新学社”与《共新》半月刊。后来,管启宇成了黄岩最早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
时局动乱,一批有志青年,投身于革命救国道路。黄岩县立中学校毕业生王文达、王志鹏等到广东投考了黄埔军校,后来又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战初期,校友方正中、贺鸣声出版了宣传抗日的书刊《抗战故事》《报楣集》。学生王天祥、许思廉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空军史上著名的“八一四空战”,取得了中国空军抗日首次空战的胜利。
199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致函黄岩:“在我馆馆藏档案中,已收集到你县抗日阵亡将士261名。”这其中,有不少是从清献中学堂、黄岩县立中学校毕业的校友。
从1931年到1944年,学校走出了五位毕业生,后来成为了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家。1931年从黄岩县立中学初中部毕业的陈芳允,生前被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39年从黄岩县立中学初中部毕业的池志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全德1942年从黄岩县立中学毕业后,创吴氏理论,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志镗1940年进入黄岩县立中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专家。方秦汉1944年从黄岩县立中学高中毕业,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桥梁专家。
1952年,学校改名为“浙江省黄岩中学”。这一校名沿用至今。回顾黄中历史,从清代的儒学气质,到晚清民国时期追求民主、科学。从民族危难时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到追求科技创新的求知精神。可以说,这不光是一所中学的写照,也是近现代以来,万千中国年轻人的缩影。
参考文献:《精神坐标(1789-2010)》/林福华、《记忆中的母校——黄岩中学》/章云龙
来源:台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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